首届国医大师邓铁涛：为中医前途而奋斗终生！！！_新雨淘中医-让老百姓都看上好中医

邓铁涛（1916年-2019年），中医学家，精心研究中医理论，极力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辨证论治。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名老中医。1916年10月生，广东省开平市人。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老中医，内科专家。2009年7月1日，93岁的邓铁涛教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国家三部委联合评定为“国医大师”并获证书，邓铁涛教授是广东唯一获此殊荣者。

探求真谛

“寒”与“温”

邓铁涛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学术上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完全得益于“早临证，跟名师”。他亲见父亲运用仲景的“枳实芍药散”治疗一例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小时而过后又剧痛的产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当时他的认识，“枳实芍药散”只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方剂，但经过他父亲的实践，“经方”之效力竟如此非凡。在50多年的医疗教学实践中，他更深地体会到中医理论来自实践，必须在长期的临床体验中，不断验证探讨，才能探求得中医理论的真谛，从而掌握其要领，加以发扬。“寒”“温”统一辨证论治长期以来，外感发热病的论治，有“伤寒”与“温病”之分，在历史上发生过数百年的争论。邓铁涛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伤寒”与“温病”无所偏执。以后在实践中，更体会到只要真正辨证论治，有是证而用其方，无论是伤寒方或温病方，都能取效活人。如何看待“寒”“温”之争？邓铁涛在50年代便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他对温病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较全面的剖析，认为伤寒学派以东汉张仲景为宗师，以《伤寒论》为典范。但宋元以后，由于都市人口密集，水陆交通频繁，并且远洋业也日渐发达，为传染病的流行酿成条件，传染病的种类续有增加，这就使医家感到运用伤寒经方治病有时而技穷，于是便有了温病学派的萌芽。到了明清时期，经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的探索研究，温病学说日臻成熟，从而形成了温病学派。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温病学派是在伤寒学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的，可以看成是伤寒派的发展。但如果认为既然是发展了，便可取代伤寒派，取消伤寒派的宝贵经验——法与方，那是错误的。同样，认为温病派微不足道，杀人多于救人，而一笔抹煞温病派数百年来的学术经验，也是不对的。他主张：伤寒与温病的学说和方法同样是我国医学宝贵的遗产，应该以科学的方法通过临床实践进行研究与实验。1955年8月，他在《中医杂志》发表了题为《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一文，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中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文后来被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翻译，刊于《中医临床》1980年第3期，对日本中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寒”、“温”到底如何合流？邓铁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研究课题。他从毛泽东的“两论”中得到启迪：理论之重要，在于能指导实践。“寒”、“温”之争，主要矛盾在辨证。在教材中，外感发热病的辨证，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淫辨证”，这对学术流派学习是必要的，但在临床上，则往往使初学者见证茫然，所以他认为“寒”、“温”合流的关键在辨证上，从而提出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伤寒派与温病派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所研究的对象又同是外感发热性疾病，所以辨证的统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怎样使分歧的辨证比较紧密周详，取长补短使之统一，便于掌握和指导临床，把前人的学说提高一步？邓铁涛对文献医著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以临床实践为依据，于7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刍议》、《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等文，从历史发展、病因、病机、辨证、实践等方面阐述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可以统一，而且能够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辨证提纲和论治方法。《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于1971年编入《中医学新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铁涛在所主编的《实用中医诊断学》中，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更统一化、理论化地融会到“辨证方法在临床上的综合应用”的章节中。

五行脏腑

五行学说之研究60年代初，有学者在哲学领域上对古代的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和机械论，这些观点亦直接影响中医的教学界，有人主张在教学上废弃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对待这一学术争鸣？邓铁涛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准绳，涉猎《周易》、《尚书·洪范》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学说，结合历代医家理论及自己的体会，认为中医五行学说来源于古代哲学，但又不是古代哲学，因为它与中医临床相结合，经过历代医家的发挥，已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核心之一。

1962年11月16日，邓铁涛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了题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一文，指出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在藏象学说中，脏腑配五行，是经过无数医疗实践提炼出来的。反映了中医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并用五行生克关系表达五大系统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用以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治疗与预防。通过该文，邓铁涛肯定了中医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1975年，邓铁涛就其研究心得，又发表了《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指出：中医五行学说不等同于古代哲学上的五行学说，后世中医的五行学说，也不完全等同于秦汉以前医学的五行学说，它在中医学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所概括的生克制化关系，实质是脏腑组织器官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体内各个调节系统促进和抑制之间的关系，五行学说指导临床治疗过程，实质是使人体遭到破坏的内稳态恢复正常的过程。从而肯定了五行学说随着医学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其辩证法因素。进一步指出这一学说值得研究和发扬。

邓铁涛认为，中医学之发展，必须与时代各种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在此同时，中医学本身首先要把原有的宝藏来一次大整理，使中医的理论更加系统化、规范化。“阴阳五行学说”一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之一，但“五行学说”在古代哲学上唯心主义者运用得较多，只有中医学之五行学说一直与医学之唯物辩证法相结合。而我国学术界对此了解甚少，因此一直怀疑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日本的汉方就不信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医五行学说之精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思想？邓铁涛迫切地感到应对五行学说加以发展，赋于它现代系统论的内容。1988年，他在《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行学说的精髓是强调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组织之间，人与外环境之间等相互促进，相互抑制关系，主要是五脏相关关系。并提出用五脏相关说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脏相关说提取、继承了五行学说之精华，并赋予它现代系统论内容，是五行学说的发展方向。心主神明论的新认识有人提出到底是脑主神明还是心主神明？其实质是怀疑中医“藏象”学说的科学性。邓铁涛认为，所谓“藏象”，就是心、肝、脾、肺、肾5个脏的宏观现象，是中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功能加以归纳的五大系统，这一学说是中医通过几千年的治疗与预防疾病的观察而升华为理论的。对其不能以西医的解剖生理学来衡量与理解，只有用当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才能理解中医的藏象学说的科学性，才有可能发现藏象学说的奥秘。他在70年代就认为心脏不单是个血泵的作用，心脏一定有内分泌物质足以调节大脑的作用。当西医学者研究发现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有“非呼吸功能”（即肺还是机体很多内分泌素产生、释放、激活及灭活的主要场所），从而证明了藏象学说的“肺主治节”理论的科学性之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1983年3月24日，世界第一个植入人工心脏患者死亡后，外电引述了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脏的外科医生德夫里斯的话说：“虽然塑料心脏不断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变得松弛无力，发生膨胀，他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把带氧的血推向全身器官所需要的压力。他的结肠功能丧失了，接着他的肾功能丧失了，然后大脑功能丧失了。”邓铁涛对这一报道十分重视，他估计，心脏被置换之后，“心激素”的分泌停止了，当肺脏代替心的部分功能维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心激素”在体内的储存用尽之时，生命便终止了，并指出要使人工心脏能长期显效，必须寻找心脏的内分泌素。他于1983年4月发表了《心主神明论》，文中指出，中医把心藏血脉与主神明合一起来，是把循环系统与高级神经活动合起来都归属于心。提出心脏这个实质器官，不仅只具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还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内分泌物的假设。并预言：当人工心脏的使用扩大之时，就会发现心脏的内分泌物质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从而将证明“心主神明”论的科学性。1984年，世界医学界便有学者报道发现心脏有内分泌素。

脾胃学说

脾胃学说之继承与研究脾胃学说是祖国医学的璀璨瑰宝，邓铁涛向来十分重视。他善治胃、十二指肠溃疡，完全得益于这些理论作指导，他认为此病成因较为复杂，多因几种因素的反复作用而成。于诸因素中，较为重要的有三大因素——饮食因素、精神因素、体质因素。三者之中又以体质因素为关键性因素，体质因素即脾胃虚。从脏腑的关系来看，病生于胃，受侮于肝，关键在脾。脾气虚常为此病的重要一环。在分型治疗上，对肝胃不和者，常用四逆散加云苓、白术、大枣；脾胃虚寒者，常用黄芪建中汤加减；脾虚肝郁兼瘀者，常用四君子汤加黄芪、红花、桃仁、柴胡、白芍、海螵蛸之属；胃阴亏损者，常用麦门冬汤加减（麦冬、党参、沙参、石斛、玉竹、云苓、乌梅、甘草）。并指出，此病虽成因多种，但必因脾胃之气受损至不能自复而后成病，常是慢性而反复发作，故不能满足于症状的缓解而中止治疗；脾胃气虚为本病之根本，因此不管原属何型证，最后均需健脾益气或健脾益气再加养胃阴，巩固治疗2至4个月，方可言收功。他的这一学术观点，是脾胃学说理论在治疗胃肠道疾病上的继承与深化。

60年代初，广州中医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157医院联合进行脾胃学说的研究，根据张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与李东垣“内因脾胃为主论”，提出了脾胃与预防疾病关系的研究。邓铁涛是研究组的主要领导成员。他们对婴儿消化不良和慢性无黄疸型肝炎进行治疗和实验观察，发现消化不良病儿经健脾施治后，胃排空时间缩短，胃液酸度与酶活性均提高，血白细胞增加14．6%～40%，分类以中性粒细胞的增加为明显，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吞噬率增加0．5～1．5倍，吞噬指数提高0．2～16．7倍，取得了“健脾与免疫功能的加强紧密相连”的临床与实验资料。另外，他们以“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的理论作指导，治疗了162例慢性无黄疸型肝炎，取得了较高的疗效，从而认识到本病不单在肝，更重要的是在脾，提出了着重治脾，兼治肝肾的治疗原则。并撰写了《脾旺不易受病》的学术论文，提出了脾旺与免疫功能的正常有一定联系的学术观点。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还运用中医中药治疗了不少急腹症的患者，总结出采用攻下、针灸等疗法治疗急性阑尾炎、肠套叠、蛔虫团梗阻、胆石症、胆囊炎等急症的治疗经验。为中医药能治疗急腹症提供了一定的临床依据。70年代，邓铁涛在医疗教学中，更感到脾胃学说有极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很值得倡导与研究。他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就其研究心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在广东中医学会的学术会上发表的《略论脾胃学说》，其文以生理、病理及治疗为主线，对《内经》、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叶天士、张子和等有关脾胃学说上的论述加以整理、归纳，并结合临床体会阐述了个人的认识与评介，对脾胃学说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概括。指出脾胃与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排泄、内分泌、免疫以至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都有密切关系，并对“中医的脾胃实质是什么”进行了探讨。认为从生理、病理来看，中医的脾胃应包括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与有关体液，从治疗角度来看，范围就更大，可以说，调理脾胃能治疗各个系统的某些有脾胃见证的范围相当广泛的疾病。

邓铁涛的上述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又在实践中反复验证的。他不单运用脾胃学说指导治疗胃肠疾患，而且对西医学中多种病症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重症肌无力、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肝硬化、子宫脱垂等，均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他认为脾胃乃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受纳运化水谷精微，达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生理、病理学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发病，设法恢复脾胃正常功能，使气机调畅，升降得度，是治疗疾病，促进机体康复的关键环节。抓住脾胃这个轴心，不少奇难杂症多可迎刃而解。80年代，邓铁涛以“重症肌无力疾病脾虚型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探讨其辨证论治规律及发生机理”为科研题组织课题组上报卫生部，于1986年10月经卫生部中医司批准，定为国家科委“七五”重点攻关项目。经过4年努力，提出了重症肌无力的病因病机为脾胃虚损且与五脏相关的学术观点，总结出其辨证论治规律，使重症肌无力的辨证论治系统化、规律化。用这些辨证论治规律指导临床实践，治疗252例，取得了总有效率98．8%的疗效，并进行了与激素治疗对照共94例，两组疗效无差异，但无激素之不良副作用。该项研究成果于1991年1月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认为这一研究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痰与瘀

痰与瘀的探讨邓铁涛长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风湿性心脏病等，且多采用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这是经过对痰瘀理论的探讨摸索总结出来的。以治冠心病为例，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血瘀为患，采用活血祛瘀治法，这也不错；但在南方，邓铁涛却发现临床中属血瘀证的并不多见，而属气虚痰浊型的往往屡见不鲜，运用祛瘀法取效不大，而用益气除痰法多能应验。他未囿于别人的认识与经验，提出痰与瘀之间的关系如何？活血祛瘀对南方冠心病人能否普遍适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一再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1975年起参加冠心病专科门诊，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调查与治疗。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气虚的表现是：舌质胖嫩，舌边有齿印，脉细或虚大，心悸气短，胸闷、善太息，精神差。痰浊的表现有：舌苔浊（尤以舌根部苔浊），脉滑或弦，肢体困倦，胸膺痛或有压迫感。邓铁涛基于多年的临床体会，提出了“痰瘀相关”的见解，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这一理论在临床应用取得疗效之后，他又指导研究生从血流动力学的角度进行探索，从实验室的数据初步得到证实。他拟定“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益气”他喜用广东草药五指毛桃根，又名南芪，益气而不伤阴，为首选佳品；痰瘀相关，配以鸡血藤行血养血；除痰基本方为竹茹、枳壳、橘红、胆星、党参、获苓、甘草；气阴不足者再合生脉散；确有血瘀者用丹参、田应用于临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邓铁涛对冠心病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丰富了中医对冠心病的认识和治法。

中医急诊术

致力于中医急诊术的研究在过去，中医私人开业，抢救病人多在家庭病床进行。当西医院迅速发展后，危重病人都送入了医院急诊室，中医治疗急症的机会几乎没有了。邓铁涛认为，中医治疗急症有许多散在的宝贵经验，问题是未有加以系统总结，使之成为有效常规。早在50年代初，邓铁涛便对急腹症之一的阑尾炎运用针灸、中药及外敷法进行综合性治疗，使阑尾炎患者免除开刀之苦。他于1956年11月在《中医杂志》发表了《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此文从历史文献、中医理论及临床验证等方面阐明中医能治疗阑尾炎，打破西医主张阑尾炎在24小时内施行外科手术把阑尾截除的定论。60年代初，他在中医学院和157医院联合搞科研之时，参与了急危重症的抢救工作，使不少病人转危为安。特别是在急腹症上，如对急性阑尾炎、胆道蛔虫、胆囊炎、胆石症、尿路结石、肠套叠、蛔虫团梗阻等急症，摸索并总结出不少中医中药的救治法和经验。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医急症的研究。对急性痛证，他研制成功的“五灵止痛散”，临床上可用于气滞、血瘀、邪闭等各种痛证，并于1984年8月通过技术鉴定，现已由药厂投产。对昏迷病人，邓铁涛以“心主神明”，“舌乃心之苗”为据，首创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点舌法，据临床观察，点舌后昏迷患者痰涎分泌物明显减少，口腔秽臭辟除，对帮助昏迷患者复苏起到重要作用（治例包括高热、一氧化碳中毒、心肌梗死等昏迷患者），不失为抢救昏迷病人的一种创新手段。邓铁涛在抢救危重病证，如高热、大出血、心衰、休克、尿毒症等，积累了不少经验，口服药物力求少而精，灌肠用药则峻而猛，内外治法兼施并举。他于1983年2月发表了《中医急诊术必须抢救》一文，为抢救中医急诊术大声疾呼，身体力行。

振兴中医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中医事业紧密相连，年逾古稀，还日夜思虑中医药问题，为振兴中医，弘扬祖国医学大声疾呼，情深意切。

1984年3月18日，他以一个中共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在信中，他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中医药事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了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严重局面。中医药这一条短线，要使之根本好转，实在不那么容易，非下大本钱不可。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邓铁涛的信反映了整个中医界的心声，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

中医学的前途如何？20世纪80年代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这是邓铁涛时常思念的大事，1984年他在《大自然探索》科学家论坛第2期发表了《中医学之前途》一文，该文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肯定了中医学两千多年不衰减其学术光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其内涵着朴素的辩证法与医学的结晶。文章还分析了中医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因素，提出要发展中医事业，人才是根本、医院是关键，中医特色是方向；并进一步指出在这一进程中，要坚持马列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要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以发展中医辨证论治，运用中医综合疗法为宗旨。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之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并号召有志于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同志们团结起来，朝着正确的方向迈步前进。

1986年6月，邓铁涛进一步就中医学发展的问题，在黑龙江《中医药学报》上发表了《试论中医学之发展》，他在文章里客观地分析了我国医学界现存西医、中西医结合、中医三支力量的特点，指出在三支力量中，目前最有问题，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医这支力量。这支力量要发展自己的学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思想，抢救与发掘老中医之学术与经验，临床上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要有所突破，要同现代自然科学各个有关学科相结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邓铁涛敏锐地觉察到，这同样是对中医事业的挑战和机遇，他于1985年10月撰写了《新技术革命与中医》刊载在《新中医》上，他的信念与祈望是：新的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医事业也不例外，越新的技术越能阐明中医和发展中医。中医之振兴，有赖于新技术革命，中医之飞跃发展，反过来将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

1990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这是党和政府为尽快摆脱中医事业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抢救老中医药专家的宝贵经验的重大决策，亦是振兴中医的一项战略部署。邓铁涛在大会上代表全国的老中医药专家发言，表示要毫无保留地尽自己之所有教给自己的学生，并提出：“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口号，表达了对继承人的热切期望。

奔走呐喊

◆他治疗重症肌无力屡获良效

◆他重视脾胃提出了五脏相关学说

◆他每每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亮剑坐在面前的邓铁涛满头银发，面色红润，气度不凡，这位中医界的神奇人物，虽然九十有三，但是挺直的脊背、炯炯有神的目光、快捷的思维方式，和他的名字有着神似。

1937年，20岁的邓铁涛从广东中医药学校毕业，时至今日，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诠释了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老人的中国力量。神手挽狂涛，无数濒临死亡的生命被他唤醒，成千上万的学子被他的精神和医术感召，投身民族医药事业……

四处呐喊为中医

半个多世纪来，他经历了中医事业的坎坷曲折。一直以来，邓铁涛始终考虑着“中医出路何在”这样一个大问题，一直为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呕心沥血，魂断梦系，奔走呐喊。

谈到目前中医界存在的问题，邓铁涛说，从解放后中医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出问题。建国初期，中医是157万人，最近卫生部统计中医的人数是27万，这意味着尽管人口在膨胀，但中医在迅速萎缩。事实上，中医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在很艰难地前行。

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不重视中医，国内出现崇洋媚外的思潮，重视进口药，甚至中成药也要用日本产的。中医历尽挫折，生存艰难，发展更无从说起。

邓铁涛一直在跟中医萎缩的趋势做着抗争。眼见中医事业日渐衰落，邓铁涛感到很痛心，内心十分着急，他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眠。邓铁涛暗下决心，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己所能跟中医不断萎缩的趋势作斗争，让中医发扬光大。

终于，机会来了。上世纪80年代，邓铁涛一直为中央领导同志看病，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看病过程中，他用疗效说话，领导一次次被中医的神奇疗效折服，邓铁涛也同时利用与中央领导的密切关系，在中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中医的振兴、崛起说话。1985年，邓铁涛第一次以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徐向前元帅。

徐帅有心脏病，一直找邓铁涛看。1985年，徐帅来广东过冬，有一天吃了西瓜，到夜晚便拉肚子，然后感冒、发热。凭经验，徐帅每次发热都要20来天才能退，随行人员早已习惯，没打算找邓铁涛。看着徐帅难受的样子，徐帅的夫人提出找邓铁涛试试看。邓铁涛为徐帅认真诊脉后说道，徐帅吃了西瓜是肠胃受寒，所以要给他驱风寒治疗腹泻，还给点温散药来解表。服药后第2天，热稍退，再改用清热法，结果1天烧就退了。烧退了，而且是只用1天就退了平常要持续20多天的热，徐帅舒服、轻松了许多，他和夫人都十分感谢邓铁涛，徐帅随行的医生（学西医的）也觉得邓铁涛很了不起。

这时，邓铁涛诚恳地向徐帅表达了让中医发扬光大的心愿。徐帅被打动了，马上承诺要向中央反映情况。邓铁涛十分激动，回家后立即奋笔疾书，向徐帅写了一封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要振兴中医的信，“中医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尽歧视与摧残，但仍巍然独立，与现代医学并存。解放以后，受改造中医思想的影响，中医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重视，出现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如果再不花力气去抢救中医学，等现在的老中医都老去，再去发掘就迟了。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这封信，首先徐帅批示，然后胡耀邦、乔石也作了批示，到了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批示，才用了7天。

到了1985年的49次国务院会议，在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重视下，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86年12月，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成立，中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从此，中医发展加快了脚步。

对于中医的问题，邓铁涛从不含糊，中医每每遇上风吹草动的事情，他总第一个挺身而出。1990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邓铁涛听说中医药管理局要被精简，他立即牵头我国各地名老中医再次上书中央，这就是在中医药界著名的“八老上书”（邓铁涛、方药中、何任、路志正、焦树德、张琪、步玉如、任继学）。

他们提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能撤销，其职权范围和经费不能减少，另外还建议各个省都设立中医药管理局。1个月后信访局回信，同意“八老”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得以保留。

第三次上书时刚好“八老”在广州授徒。邓铁涛发现中央总的政策要“抓大放小”，而且有很多中医院准备合并到综合医院，中医学院合并到西医学院。“八老”（邓铁涛、任继学、张琪、路志正、焦树德、巫君玉、颜德馨、裘沛然）又着急了，于是又联名上书朱镕基总理，提出对中医、西医不能抓大放小，西医是壮年，中医是少年，你抓大放小，中医就活不了。结果朱铭基总理批复了，原来有6个中医学院想合并，结果只有两个合并入了西医院校。

非典流行期间，邓铁涛第四次上书。随后，吴仪在当年5月8号召开的中医座谈会上，强调中医对非典有防治的办法，然后中医才介入到防治非典中。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我国中医学事业命运紧紧相连，在古稀之年，他把自己日夜思考的中医药问题写成论文《中医学之前途》，提出了20世纪80年代中医事业的前进方向，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等令人深思的问题。邓铁涛认为一是要向历史请教，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内因”，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的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

生命绝不言弃！

作为医者，他有着一颗仁爱为怀的心，多年来，他不仅用自己高明的医术尽心尽力为患者解除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还尽己所能从精神上、经济上帮助他们早日康复。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重症肌无力治疗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难题，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病种，重症肌无力危象可多次发生，一次抢救成功则易，而第二、第三次抢救成功则难。

针对重症肌无力危象，邓铁涛参与抢救过数百次。2003年的4月，湖南安乡12岁男孩林林罹患重症肌无力，在某大医院上了呼吸机后被告知救治无效。打听到邓铁涛擅治这种病，林林的父母将房产变卖，筹得仅有的1万元钱辗转找到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过5天的治疗，病情虽有好转，但1万元已告罄。拿什么来救自己的孩子？4月17日，绝望的父母冲入ICU，拔下了林林身上的呼吸机套管和氧管，捏着孩子瘦削冰凉的小手，看着他艰难地睁开双眼后，无奈地准备离去。听到消息后，当时已经87岁的邓铁涛第一时间往12楼的ICU病房赶，进入监护室时，林林已奄奄一息，张着口努力地呼吸，气息将停。邓铁涛翻开被褥，发现孩子骨瘦如柴，不禁又急又心痛：“小孩瘦成这样，单靠药物哪能起作用？”说完，老人家马上拿出带在身上的5000元，叮嘱ICU护长：“快到营养室买鼻饲食物，要保证每天所需能量，有胃气才有生机。”他又对ICU主任说：“重上呼吸机，费用我先垫。”邓铁涛为林林免费提供中药“强肌健力口服液”鼻饲，还再三嘱咐医护人员要加强护理，给林林吸痰除痰，翻身拍背，清洁口腔，适当增加饮食量等。

孩子终于有救了，4月21日，邓铁涛再次来到患儿床边。孩子看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护士告诉他说：“这是你的救命恩人邓爷爷啊”。孩子的眼眶湿润了，插着气管无法说话，示意护士拿纸笔，歪歪扭扭的写了几个字：“邓爷爷，你为什么要救我？”邓铁涛倒一下子被问住了，“学雷锋，希望你长大报效祖国。”老人的话言简意赅，孩子领悟了。4月28日，患儿小林脱离呼吸机。孩子的父母也回来了，一见邓铁涛，双双下跪，邓铁涛搀扶起孩子父母给予安慰。5月6日，气管切口封上；5月12日，转入普通病房；5月19日患儿可以自行吞咽饮食；5月23日拔除胃管，终于解除了鼻饲食物的痛苦，孩子吃饱饮足，此时体重已增加至21千克，可以步行活动。

邓铁涛在抢救患儿的同时，还请香港的方女士帮忙支付了2万元。有热心人知道消息后，又送来1万元，还清了所欠医院的费用。2003年6月9日，小林出院随父母回到湖南老家，广州名医治好小林的消息轰动当地。

上海一位姓戴的先生，气管切开后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得到邓铁涛寄去的处方而获救，《文汇报》记者用“连续八个月寄药方，爱心飞过千山万水，上海患者幸遇广州华佗”报道这一事实。2009年1月15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到甘肃省科技厅一位干部感谢信函：“多年来我一直疾病缠身，自2004年底情况越来越糟，2006年初自觉不行了……两年多了，经过邓铁涛教授不断调治，病魔象抽丝般剥去，至今我已经从躺着都呼吸困难的人，变得可以去户外走动生活自理，对于一个几近死而复生的我来说，再造之德救命之恩感念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治病重视脾胃

邓铁涛治学，博而不失其精，实而不失其高，近而不失其远。他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他从脾胃论治，挑战重症肌无力，益气除痰治冠心病，提出五脏相关学说。

邓铁涛向来重视脾胃论治，看他的方子，我们发现总少不了党参、白术、茯苓等健脾之药。邓铁涛说，他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着手收集研究，发现从脾胃论治的疾病十分广泛，除能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之外，其他系统如循环、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多种疾病，都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

曾经有一位女性病人，62岁，子宫脱垂合并阴道壁高度膨出，严重影响生活起居，要准备手术治疗，但由于心律失常，频发多源性室早、阵发性心动过速，手术医生让其治好心脏病后再去手术。患者找到邓铁涛，四诊毕，邓铁涛认为两病可以同治，皆因脾虚中气下陷所致。让其先重用吉林参，继服补中益气汤加减。半月后检查心电图改善而心悸除，两月余而子宫返其原位，追踪半年两病俱愈。免挨一刀，病人对邓铁涛千恩万谢。

邓铁涛运用脾胃学说治愈许多疑难病证，弟子问他有何“验方”？观其方只有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等平常之药，十分疑惑。每遇这种情况，邓铁涛总幽默地说：“打仗都是靠海陆空三军，但有人打胜仗，有人打败仗。”其实，邓铁涛用药，妙在药量，单说黄芪一味药，治盗汗用9克，低血压用16克以下，高血压用30克以上，治重症肌无力用100克~120克，治截瘫曾用250克。

邓铁涛以脾胃学说为指导，主持“重症肌无力的临床和实验研究”的国家“七五”攻关项目，1990年通过国家技术鉴定，提出重症肌无力的主要病机为“脾胃虚损，五脏相关”，治疗上应以补脾益损为主，拟定强肌健力饮（胶囊）为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主方；初步揭示了重症肌无力的中医辨证论治规律，该成果获1991年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重症肌无力临床研究获奖后，邓铁涛又继续深入研究重症肌无力危象的救治。中医参与抢救重症肌无力危象，中药剂型的改革是关键。邓铁涛从1994年研制强肌健力口服液制剂，解决给药途径、容量、通道等临床难题，从而提高疗效。

对于冠心病，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是血瘀为患，要采用活血祛瘀治法。邓铁涛长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1975年起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研究。经观察，他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由此邓铁涛提出了“痰瘀相关”理论，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拟定“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此法在临床上十分实用。

1988年，邓铁涛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代替五行学说”，认为五行学说更名为“五脏相关学说”是提取中医理论的精华内核并加工提高的一种革新。“五脏相关学说”内涵为：在人体大系统中，心、肝、脾、肺、肾及其相应的六腑、四肢、皮毛、筋、骨、脉、肉、五官七窍等组织器官分别组成的五个脏腑系统。在生理情况下，本脏腑系统内部、脏腑系统与脏腑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人体大系统之间、脏腑系统与自然界、社会之间，存在着横向、纵向和交叉的多维联系，相互促进与制约，以发挥不同的功能，协调机体的正常活动；在病理情况下，五脏系统又相互影响。简而言之是五脏相关。

五脏相关学说无论从理论的高度，还是从临床实践的角度，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令人瞩目。2005年，他申报的《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课题已纳入国家科技部的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

邓铁涛从一名普通的中医，一步一个脚印，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中医学临床家、理论家、教育家，他曾写有一篇题为《万里云天万里路》的自传体文章，文内由衷之言，给人鼓舞和启发，“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彷徨了几十年的中医可说已走在大路上。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他科学家们的努力了”，这是邓铁涛的期望。

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邓铁涛先后任教过多种课程，计有《诊断学》、《中国医学史》、《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温病学》等。桃李遍及国内外，先后培养了3名博士研究生，26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3名是外国留学生）。在数十年教学中，他对中医教学的内容不断实践与思考，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行了一些教学内容的改革，还参与多种中医教材和参考书的编写，为中医理论的整理与提高作出了贡献，较为突出的是对中医诊断学教材的建设。关于中医诊断学，历代诊断专书不少，但纵观其内容，亦多只载“四诊”。40年代始有医家根据张景岳阴阳六变而提出“八纲”辨证之名。50年代，中医教学皆以四诊八纲为诊断学之内容。60年代，中医高等院校集中力量编写统一教材，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除四诊八纲外，还将外感与杂病几种具体辨证方法纳入《中医诊断学》之中，强调了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邓铁涛对中医诊断学作了大量研究工作，主编了第一、二、五版《中医诊断学》教材、百多万字的《中医诊断学》教学参考书及《实用中医诊断学》等系列著作，为中医诊断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邓铁涛谈养生：

邓铁涛，102岁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心血管科创始人，生于1916年10月，广东省开平县人。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现代著名中医学家、中医内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非典时期担任中医组组长。2009年，被评为首届“国医大师”。

动则生阳，阳以化生。健身，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八段锦”作为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健身方式，尤受人们青睐。

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说：八段锦是优秀的中国传统保健功法。古人把这套动作比喻为八匹绫罗绸缎那样美好珍贵，故名为”八段锦”。

邓老说：养生必先“养心”

邓老究竟有什么养生秘诀？面对记者的采访，邓老笑着说，他的长寿经只有一句话：养生必先养心，养心必先养德。

邓老讲了一件趣事。一次，他的一位弟子要去开养生讲座，讲课前去请教老师。他当场建议弟子，必先讲养心，再讲吃什么，注意什么。

邓老说，养生不仅要讲究吃啥注意啥，更重要的是精神养生。“知足，贫者亦乐；不知足，富者亦忧。要向上看，不要向上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常不乐怎么能长命？”

起居有节、饮食有度、适量运动，也是老人老当益壮的秘诀。

长寿经——晨练“”八段锦”

邓老在谈起养生之道时说，要谨记中医“药食同源”的道理，不要偏食。他一周之中有两餐吃粥、吃馒头，或吃南瓜、番薯。饮食不过咸，养成淡食习惯。每周用猪横脷煲一次淮山汤，预防糖尿病。

此外，他认为，老年人不宜跑步，宜每天闲庭散步30分钟，称之为“医疗步行”。每天下午定时围绕着住的楼房悠闲散步六个圈，早上必练“八段锦”，练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