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国医大师阮士怡：百岁国医的漫漫从医路

 

阮士怡（1917年2月-2020年2月5日），男，河北省丰南县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第二届国医大师。 [1]

2020年2月5日，阮士怡因病去世，享年104岁。

人物生平

1917年2月，阮士怡出生。

1940年，阮士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44年毕业，毕业后继续研究生学习两年。

1946年，阮士怡来到天津市，在天津当时的第四中心医院做内科住院医师工作。后调入天津市工业局医院(现天津市滨江医院的前身)任内科主治医师。

1955年，天津市首先贯彻党的中医政策成立天津市中医医院，阮士怡奉调协助中医医院的筹建工作。天津市中医医院成立后，任中医研究室主任，并拜天津市名中医陆观虎、赵寄凡两位院长为师，边工作边学习。

1964年，阮士怡参加天津市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两年，结业后回院工作任综合科科主任。

1972年，阮士怡担任内科主任。

1975年，阮士怡担任天津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兼任天津市中医研究所副所长及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

1980年，阮士怡被评为文革后首批教授，主任医师。

1989年，阮士怡因年龄已高主动请求辞去所有行政职务，专心从事中医药的临床研究工作。

2014年7月，阮士怡获第二届“国医大师”称号。

2020年2月5日，阮士怡因病去世，享年104岁。

主要成就

阮士怡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近70年，是中国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开拓者，推动了天津中医、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分化与发展，创建了天津中西医结合学科心血管学科、老年病学科。

此外，阮士怡倡导并组织了中医药科学研究，提出了“心-脾-肾三脏一体”防治心血管病及老年内科病的学术思想，创造性地提出“益肾健脾、软坚散结”法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设想，并开展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获得省部级科学进步二等奖3次、三等奖5次；研制了补肾抗衰片、降脂软脉灵Ⅰ~Ⅳ号、新生脉散片、活血保心丸、粘脂饮等中药制剂8种，其中上市一种。

阮士怡曾撰写专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34篇，科普文章65篇；培养研究生数十名，如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

阮士怡:百岁国医的漫漫从医路

生于1917年2月，河北省丰南县人。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自幼喜好医学，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2014年获第二届“国医大师”称号。

医乃仁术 视患者如亲人

采访阮士怡的学生和家人时，他们谈到最多的就是阮士怡先生“从不生气，从不着急”的好脾气。他的女儿笑言，这真是一般人学不来的。

阮士怡认为自己能够长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随遇而安的心态。这种随遇而安并不是消极的得过且过，而是无论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仍尽力做好目前能做的事，把握住每一个到来的机遇，并随着变化调整自己的步调。

阮士怡的从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早年自北大医学院毕业后先在西医医院从事内科临床工作近十年，于1955年天津成立中医医院时奉调协助建院，成为业务骨干。

阮士怡说过，既然来到中医医院，那么就要学习中医理论，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于是他拜赵寄凡、陆观虎二位院长为师，参加了“西学中”班的系统教育。后又跟随当时天津市几位名中医学习，丰富了自己的中医理论和实践能力。回首往事，阮士怡常常这样宽慰自己：“人在世界上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免不了心里不痛快，但我比较善于解脱，很快就会忘记。不计较得与失，无论遇到什么不平的事，我都不去多想，我的性格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在传授医术医德之余，阮士怡对学生的生活也极为关照。张军平回忆起曾经做科研的艰辛，实验不顺利时，他住在实验室里昼夜观察。让他感动的是，有一天早上7点刚过，阮士怡穿着长长的棉大衣悄然来实验室看他，给他带来了麦乳精、鸡蛋等营养品。“看着老师坚毅的眼神和自信的神态，我仿佛又看到了实验的希望与曙光。”

这位期颐之年的老人说话语速虽慢，思路却很清晰，即使说话时被打断，也能快速回到主题。

谈到热爱的中医事业，他感慨不已：“我依然时刻关注中医的发展，愿意解除病人的疾苦，尽力把我所学的知识奉献给我的病人。患者的康复是我最大的欣慰，我一生崇尚‘医乃仁术’的医德，自问做到了医德、医技并重，视患者如亲人，不使用大方大剂。我愿做好榜样，将毕生所知所学授予好学求知之才，我愿意做患者的知音，普及健康知识，传授疾病的预防知识。”

弃工学医 立志悬壶济世

阮士怡生于中医世家。叔祖父阮鹤庭是河北省丰南县知名郎中，父亲经营一家中药铺。儿时的阮士怡在父亲的中药铺帮忙，总是被整面墙的中药柜吸引，父亲教他《汤头歌诀》：“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咳生津，调容养卫。”那是他对中医最初的认识。

1937年，阮士怡跟随哥哥阮士奇到北京志诚私立中学念书。1938年参加会考，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和辅仁大学社会经济系同时录取，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工学院。适逢乱世，医疗公共设施简陋，国人相对体弱多病。阮士怡转念学医，于1940年由工学院肄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以图救民众之病痛，强国人之体魄。

1946年，阮士怡携爱人章秀玉（北京大学医学院妇产科研究生）回到天津，辗转铁路总医院、第五医院等多家医院，长期从事西医内科临床工作，在内科临床诊断、实验室检查、危重疑难病抢救治疗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1955年，阮士怡奉调参加天津市中医医院建院工作。一方面，他要照顾全局制订工作计划；另一方面还要承担会诊、急诊抢救等临床工作。他经常会遇到各种疑难杂症，也常有经西医治疗无效的危重病人送至医院急诊抢救。那时他常常夜以继日，终日不离开医院。医院举办了两届“徒弟班”，培养了一批临床专科医生。阮士怡也亲眼见证了天津中医事业发展过中的各种艰辛和曲折。

研读中医典籍 探寻临床治病之道

阮士怡先后拜天津名中医赵寄凡、陆观虎为老师，随师侍诊，深得老师的教诲。他对老师的临床诊治感受深刻，对祖国医学的经方治验颇有心得。他常说：“学中医就应遵循老师常讲的‘审证求因，从因施治’的原则，要善于辩证求因论治，以治其本。”他继承了两位老师用药轻灵、遵守经方，从不大方大剂的临证用药特点，处方用药精而效好。

阮士怡教授成为学中医而探骊得珠者——入险境而求得珍宝。那时他放弃西医岗位，在前途未卜的路上摸索，确实要冒一定风险。1964年，他主动要求参加天津市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全面精读中医基础理论，潜心研究中医古籍，深得系统学习之益。他还拜访了当时天津市几位名老中医，丰富自己的中医理论和临证实践能力。

“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治病必求其本”，成为阮士怡临床治疗及科研的指导思想。“每次读中医经典，都体会到古人能撰写出如此巨著，实在叹为观止。”阮士怡将这些理论作为指导临床治病的“道”，在他看来，这是现代医学所不及的。

上世纪70年代末，阮士怡被任命为天津中医医院内科主任，主管内科诊室及病房建设。1979年，他着手创建了天津中医、中西医结合心血管与老年病学科，推动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分化与发展。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毛静远医生谈到阮士怡对于医院的贡献时说：“1982年，天津中医学院成立了中医研究所，阮老任副所长及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建立了实验室，运用现代医学方法和科学手段研究传统中医药学，成为天津市最早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的单位。”

将毕生所知所学 授予好学求知之才

阮士怡教授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传承，奉行“将毕生所知所学授予好学求知之才”的理念及“学术放任、鼓励实践”的教学方式，授业解惑，传承有道，因材施教，倡导学术自由，鼓励技术创新。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对导师阮士怡的“学术放任”记忆犹新。上世纪70年代，做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时，导师希望张伯礼能从中医药治疗心律紊乱或冠心病领域入手，这既是导师阮士怡的优势研究领域，也是张伯礼的专业方向。但当时张伯礼对舌诊着了迷，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导师提出了这个想法。不出所料，阮士怡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这个方向与他的专业不符，有违规之嫌。另外，舌诊没有先例，风险太大，有可能不成功，毕不了业，希望他慎重考虑。

经过痛苦思索和艰难抉择，多次与导师沟通，最后，阮士怡严肃地对张伯礼说：“我并不同意你这个选题，但我尊重你的选择。只是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怕不能给你更多帮助。但一旦定下来，你就要认真做下去，有困难我帮你，有问题我们商量。”几句话，让张伯礼激动不已，导师的包容、真诚、大度让他一生难忘，也让他受益终生。

课题涉及方方面面，工作量大，经费少，要做实验，还要协调关系。张伯礼常向阮士怡汇报，寻求指导。他回忆说：“没有导师的支持，课题是不可能完成的。记得部分患者要做眼底摄影，当时只有眼科医院开展了这项工作，但需散瞳，病人不愿意做。导师动员病人配合，又电话联系眼科医院的领导给予收费照顾。论文完稿时导师很开心，他说，这篇论文非常好，我看都够博士水平。”

阮士怡先后带教的13名研究生和数十名“师带徒”医生，都已成为国内外生命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教学、临床及科研领域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张军平副院长回忆，他第一次去日本时，导师阮士怡一句一句地嘱咐他，那种眼神与手势，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其实当时我也不太理解老师为什么要说那么多，甚至有一点觉得老师啰唆。直到2011年6月，我去柏林参加‘中德论坛’，我的博士研究生从德国另一个城市赶到柏林来看望我，送学生离去时，当年导师送我的那一幕突然就浮现在我眼前。我终于体会到恩师在我远行时的心情和离别的愁绪。”

90高龄时 仍工作在临床第一线

阮士怡将积累多年内科疾病中医辨证治疗的经验，编著成《中医内科》一书，体现了中医治疗内科病的特色，1973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引起巨大反响。

1982年，天津市中医研究所成立，阮士怡任副所长兼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成立了实验室，建立了细胞培养室。自此，阮士怡在中医药延缓衰老、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领域，形成了稳定的方向。2014年10月30日，第二届国医大师座谈暨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包括阮士怡教授在内的29位医生被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退休后的阮士怡依然工作在临床第一线，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他依旧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诊病从来都是事无巨细，亲自问诊，详加诊察。每个患者的相关化验检查他都会一一过目，看不清楚的必由弟子代为叙述。出于多方面考虑，阮士怡每次门诊量控制在15人次左右，但每次都有远道而来或没挂上号的危重患者需要临时加号就诊。弟子们担心老师太累不想加号，阮士怡知道后，总是用商量的口吻说：“病人来了，就给加一个吧。”这让晚辈们既感动又心疼。有患者由于情绪郁结急于倾诉，阮士怡也会耐心倾听，不忍打断。每有经济条件差的患者就诊，他多会不收诊费，还予以方便就诊。

2014年年底，97岁高龄的阮士怡不再出诊，但他一天也没闲下来，他心里装着患者，常给临床一线的学生们打电话，询问门诊情况和患者的治疗进展。他还在家中为弟子授课。“作为一个医生，毕生都离不开病人。我谈不上对医学事业有多大贡献，仅仅是为人类健康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而已。”阮士怡说。

阮士怡谈养生

恬淡是防病第一要旨

养生的关键是心情愉快，生活有节，饮食规律，经常保持阴阳平衡，气血畅通，这样可使全身各个器官，如心、脑、肾、肠、胃等功能不衰。身体强健，自然能长寿。养生要从养神做起，最重要的养神方法是“恬淡虚无”，慎忌五志过激，因五志过激最耗人体正气。朱丹溪云：“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应谨记《黄帝内经》教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恬淡是最重要的修心方法，是防病的第一要旨。

中医常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情志太过与不及，都可导致气血运行失常，脏腑功能失掉平衡。只有心态平和，才不会伤及五脏，这是养生的重要方法。在老年阶段，人的调节功能和免疫力下降，更容易发生严重疾病，因此特别要注意对精神、情志的调摄，保持思想上的安定、清净，使人体的真气和顺。

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生活于自然中，理应顺应自然，“顺四时而适寒暑”，根据气候变化增减衣服。要掌握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并适应之。零食和偏辛辣刺激性的食品，我年轻时候都不喜欢吃，而且我一直烟、酒、茶都不沾，饮食清淡。我始终推崇合理饮食、粗细搭配。青年人的膳食，谷肉果菜要全面摄入，不能偏食；大米、白面太过精细的，营养成分反而不全。我吃的主食基本是混合面，五谷杂粮益于健康。

起居方面，我基本每天晚上10点睡觉，早晨7点起床，从不熬夜、晚起，不恰当的生活习惯违反自然规律，是造成正气损耗的重要原因。

运动方面，我推崇动静结合。每天早起和晚上睡觉前各做10分钟左右的小幅肢体活动，每天坚持看书看报、思考问题、写文章。这不仅可以让人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也能预防老年痴呆。散步、游泳、打太极拳、唱歌、跳集体舞等活动，要注意劳逸结合，运动要适量，时间不要过长，方能起到既可锻炼身体，又可以陶冶情操的作用。

养生防病决不限于老年人。老年人五脏六腑俱已退化，此时养生为时已晚。养生之首一定要自孕胎开始，按时期与年龄进行养生，这样才能保持晚年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