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施今墨

施今墨（1881年3月28日-1969年8月22日），原名毓黔，字奖生，祖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中国近代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

施今墨是中医临床家，医术高超活人无数，也治愈了民间的许多疑难重症。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提倡中西医结合，培养了许多中医人才。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治愈了许多疑难重症，创制了许多新成药，献出700个验方。为中医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

1881年3月28日生于贵州，原名施毓黔，祖籍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坎山镇施家台门。外公为清末大吏李秉衡。

1902年随父到山西，入山西大学堂读书。后因参与反对校长之学运而遭开除。

1903年就读于山西法政学堂。

1906年山西法政学堂毕业，保送京师法政学堂。并开始业医。

1912年以山西代表身份到南京参加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后留在陆军部帮助黄兴制定陆军军法。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重期间，曾延请施今墨诊病。

1929年汪精卫提出《取缔中医案》，施今墨等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联合各省中医到南京请愿，获胜。

1930年应邀赴陕西为杨虎城将军治病，药到病除，当时报纸传为佳话。何香凝、溥仪、载涛、李宗仁、郭德洁都多次延请看病。与萧龙友、孔伯华等名医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任副院长。

1932年中央国医馆成立，任副馆长。与魏建宏、刘肇甑、陈公素等人创立华北国医学院并任院长。

1940年《祝选施今墨医案》一书出版。

1941年任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董事长。

1966年 “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后得周恩来保护。

1969年春病危，口述关于中医工作的建议，呈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8月22 日病逝于北京，遗嘱火化并捐献遗体作医学解剖。

1971年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后在万安公墓修建衣冠冢。

因施今墨祖父在云南和贵州做过官，施今墨出生在贵州，故取名“毓黔”。

他年幼时，因母多病，遂立志学医。他的舅父河南安阳名医李可亭见其聪颖，因而在施今墨13岁时即教他学习中医，施今墨学医刻苦，20岁左右已经通晓中医理论，可以独立行医了。又因政治不定，进入京师法政学堂，接受革命理论。他后来追随黄兴先生，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来渐感时世虽异，许多官员仍不改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封建官僚作风，便对革命大为失望，慨叹不已。既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便从此弃政从医。

施今墨的父亲认为仕途才是正道，曾送他进山西大学堂。在那里他由于受进步思潮影响而萌生了民主与革新思想。后因反对山西大学堂西斋主持人、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专制，被校方开除，转而入山西法政学堂，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至京师法政学堂。这时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兴，并由黄兴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他以医疗为掩护，随黄兴奔走革命，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封建王朝。施今墨作为山西代表，在南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就职大总统的典礼，并以客卿身份协助陆军总长黄兴制定陆军法典。在《陆军刑法》、 《陆军惩罚令》 、 《陆军审判章程》中都有施今墨的手笔。后来袁世凯篡权，孙中山出走，黄兴病故，施今墨应湖南督军谭延闿之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但那时军阀混战，无人过问教育，施今墨壮志难酬，于1917年应顺直水利督办熊希龄邀请，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之职。当时他想在香山慈幼院创造一个与世隔绝的理想境地，让孤儿们长大成人，自食其力，在自己开办的工厂、农场中从事各种工作，让这里充满自由、平等、博爱。但社会的腐败、官场的倾轧、某些官太太的骄横，使施今墨的理想难以实现。他因此愤而辞职，决心弃政从医。

1921年他自己更名“今墨”，取义有三：其一，纪念诞生之地，“今墨”同“黔”；其二，崇习墨子，行兼爱之道，治病不论贵与贱，施爱不分富与贫；其三，要在医术上勇于革新，要成为当代医学绳墨（今之墨准之意）。施今墨在法政学堂以及后来参加同盟会革命从政时，都经常为人诊病，已小有名气。此时一旦专心医业，精研医术，立刻医名大噪，誉满京师，门前经常摩肩接踵，车水马龙。

1925年，孙中山在京卧病，施今墨应邀参加会诊，提出中肯建议。1930年，出诊西安，为杨虎城将军诊治，药到病除，载誉而归。

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医条例，规定了考核办法及立案手续。北京第一次考核时，当局挑选医术精湛、民众信誉好的医生负责，施今墨和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被举为主考官，负责出试题及阅卷，嗣后即有“北京四大名医”之说。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医。1929年余云岫首先发难，提出取消中医议案，南京国民政府拟正式决议。中医生存，岌岌可危。消息传出，举国大哗。施今墨奔走南北，团结同业，成立中医工会，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数次赴南京请愿，以求力挽狂澜。当时国民党少壮派汪精卫只相信西医，又主持行政院工作，大有非取消中医不可之势。适值汪精卫的岳母患痢，遍请西医，未见少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同意试试。施今墨凭脉，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处方时施今墨说：“安心服药，一诊可愈，不必复诊”。病危至此，一诊可愈？众人皆疑。据此处方仅服数剂，果如施今墨所言。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题字送匾《美意延年》（出自《荀子·致士》：“得众动天，美意延年。”），自此再不提取消中医之辞了。后来在全国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只得收回成命，批准成立中央国医馆，任命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医终于以妙手回春的疗效，赢得了生存的权利。

施今墨医德高尚，对病人充满爱心。有时他自己病了躺在床上，还对学生们说：“不要将远来的病人拒之门外，实在病重领进来我给看看”。他对同道非常敬重宽厚，从不贬谪他人。有患者拿前医处方请其评论，他则说：“方开得不错，各人有各人的路数，你也可以服我的药试一试……”。他常对学生们说：“人家说我是名医，其实我这一辈子还是没见过的病多，看不好的病多”。还说：“我的经验都是从为病人治病中得来的，我要还给病人才对得起他们，才觉心安”。当他79岁高龄时还写下：“我老而未死，还能在医务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便是我的幸福，亦不虚度余年”。

施今墨热爱祖国医学，对中医事业的发展非常关心。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接见他时，他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成立中医科学研究院、中医医院、中医医学院，开展中西医结合事业，提高中医地位……在一次中医中药展览会上，施今墨献出了治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高血压、神经衰弱、肝硬变、肝脾肿大、气管炎等十大验方。以后十大经方中的“高血压速降丸”、“神经衰弱丸”、“感冒丹”、“气管炎丸”被制做成药，畅销海内外。后来，他又献出了上百个验方，均被国家收藏。

1969年施今墨病重时，还一再叮嘱：“我虽今后不能再看病，而我的这些经验，对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整理出来，让它继续为人民服务”。1982年由祝谌予、翟济生、施如瑜（施今墨之女）、施小墨（原名施如雪、施今墨之子）修编的《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终于出版，实现了施今墨“继续为人民服务”的遗愿。 [2]

施今墨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其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他擅用大方，药品的搭配极有法度，与一般医生之随意堆砌药物，断不可同日而语。中医遣方用药，每药的使用，都必须与其他药物相互为用，七情和合。因此，药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现不和、不当的搭配，影响全方的整体性和治疗效果。然而施老用药，常见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药味再多，也配合得体，法度严谨，毫无繁琐冗赘之感，反倒彰显其华贵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气度，其处方之华美常令中医药界的行家矢口赞叹。他还十分善于将《伤寒》、《金匮》的方剂参合应用，可以说对于经方的使用已然达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这也是他学识渊博、辨证翔实的见证。

施老十分擅用“对药”，所谓对药，就是在二、三味药组合使用时，有些药物搭配起来使用，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创制了许多对药的使用方法，对于中药的药性药理极有研究。大量对药的使用，更加突显了其方的华贵之气，是医学殿堂中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他不仅善用大方，其使用单方、小方也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学方面极为严谨，认为：“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以致误。”

另外，施今墨在处方上的风格，后人十分难以模仿，“其有厌学而图其便者，略习其大方以求相似，鲜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乱，繁而不杂，因此，没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和深厚的医学功底，徒然模仿他的处方风格，必不得其要领，漏洞百出，不仅令人耻笑，疗效上亦无建树，绝难成功。

在学术上，他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血为人身的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的理论，这是对八纲辩证法的又一发展。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施老在中医学上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他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尊重西医，接纳新知，是近代中医的领袖人物之一。

为继承其宝贵经验，经门人整理，已出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等书。

为了振兴中医，施今墨开过医院，办过药厂，但都失败了。最终施今墨认识到：振兴中医在于人，要有高质量的中医人才，必须办学，使自己的学术思想最终为更多的中医所掌握，中医事业就会有长足的发展。1931年，施今墨筹办了华北国医学院。他热爱祖国医学，但不讳中医之短，不嫉西医之长，大力提倡革新中医。他明确指出：“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他把这一思想也贯彻到办学方针之中。在华北国医学院的课程设置上，以中医理论为主，设立《内经》、 《伤寒论》、 《金匮要略》 、 《难经》 、 《温病条辨》等课程；以西医理论为辅，设立了生理、病理、解剖、药理等课程。施今墨注重实践，在带学生实习时，吸收了西医的检查和化验手段。还经常和西医专家姜泗长等人共磋医疗方法，不断探索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新途径。他善采百家之长，总结经验，不断充实自己。

他听说上海名医丁甘仁的医学造诣很深，曾乔装病人，多次前往求医，仔细观察丁诊病过程，很得启发，认为丁甘仁的理、法、方、药运用规范，临床医案经过整理后颇有参考价值。为利于学生学习，他在华北国医学院以丁甘仁医案为教材，亲自讲授。施今墨在临床上，不分中医、西医，不分经方、时方，只要利于治病，均随手拈来。他曾对学生说：“全面精查、苦心探索、灵活运用、谨密掌握，选方准病，选药准方，不可执一方以论病，不可执一药以论方，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专而致误，其有厌学图便者，只敦用少数之成方、单方以统治万病，非吾之徒也”。在他的影响下，学生对经方、时方无门户之见，能灵活运用，临床上都有较好的疗效。华北国医学院学生的毕业论文也具有较高水平，获得中医界赞许。

在施今墨办学的十几年中，共办16期，毕业学生600余人，现分布在全国，都是中医的骨干。

施今墨认为，疗效是检验医生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学习、继承祖国医学理论，必须与临床实际相结合，要敢于突破，推陈出新。对于外感热性病，历来医家都强调其病因是外邪所致。

施今墨说：“余意不论其为外感风寒或温热，不论其为传染性或非传染性，必须外因内因结合起来看。六淫，疫病之邪皆为外因，若单纯外因亦不均能致病，例如流行性感冒病毒，其传染性颇高，传播最为广泛，然而流行区域亦非百分之百均染是病。又如夏日酷暑，温热蕴郁，但中暑者究竟不是多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外因通过内因始生作用，确为至理名言”；又说：“外感热性病，多属内有蓄热，外感风邪，治疗时应既解表寒又清里热，用药时表里比重必须恰当”。于是施今墨创出“按比例清解表里之说”，寓西医之定量、定性，又寓张锡钝之清热、解表于其中，谓之“七清三解（清里药味与解表药味的比例为七比三，余此类推），六清四解、五清五解、三清七解诸法”。在临床中示明表里关系，非常实用。运用他的这个理论遣方用方，感冒发热，往往只两三剂药，应手而愈。施今墨所创制的“感冒丹”，因作用在于调摄阴阳，增强人体抵御疾病能力，疗效显著，所以行销东南亚乃至西欧，为广大华侨所喜爱。

辨证论治，是中医特长。施今墨在实践中感到：“八纲辨证并不完善，气血是人体的物质基础，十分重要，应该补充到八纲之中”。因此，提出十纲辨证，即“以阴阳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八纲”。施今墨讲过这样一个医案：“曾于天津治一妇人血崩，血出不止，在医院里止血药、止血针无济于事，将其倒悬、堵塞，血亦渗出，人皆束手，求治于我。中医理论：‘气为血帅，血随气行’，急当固气。故我亦用老山参浓煎频灌，终得血止人活。有人以为人参可以止血，就把人参当止血药用，再遇崩漏，必用人参，结果不但不止血，反生他症而不自知。所以人参用之得当可以‘起死回生’，用之不当亦可伤生。当与不当，在于辨证”。施今墨之认证准，施治确，由此可见一斑。

施今墨强调“有是症，用是药”，不应以医生个人所好和习惯成为温补派、寒凉派……。疾病变化万千，不应以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实际。他治病时不具成见，根据病情，该寒就寒，该热就热。兼采中西医理和各家之长，旁及民间疗法和单方草药。敢于创立新法新方，每奏奇效。

1928年初春，他出诊天津，为一位50岁患者治病。该患者已高热十余日，西医诊为肠伤寒，中医诊为湿温。施今墨见患者口唇枯裂，面目黧黑，神志昏蒙，时醒时迷，大便秽溏，污染袴褥，呼吸促急，脉细如丝，生命垂危。索前医方剂视方，清解、调和、芳香透络、消炎、泻热、通利二便，各种必用之法无不遍施；“桑菊”、“银翘”、“三黄”、石膏、“安宫”、“紫雪”、“至宝”各种必须之药，无不遍选。而病势日重，原因何在？他经详尽辨析，认为前医祛邪与扶正的关系处理不当。攻邪怕伤正，结果攻邪不力反留邪；扶正怕助邪，结果扶正不力正愈伤，屡成助邪伤正之势，导致正气衰微。他决定祛邪扶正同时并进，充分祛邪，大力扶正。嘱用大枝西洋参三钱（约9．4克）浓煎，送服局方至宝丹一丸。好似于灰烬中利用星点火头，吹火燃薪，气大亦灭，气小亦灭。施今墨凭自己数十年功力，遣方用药，终使“死灰复燃”，患者仅存微弱阳气，复发勃勃生机。当西洋参累计用过三两（约94克），局方至宝丹服过十丸时，患者热退眠安，神志清醒，饮食恢复，大便成形。原方再用一周后，加入饮食调养，月旬遂告痊愈。施今墨于临床体会：局方至宝丹化痰、醒脑、退热、兼有解外邪之功；西洋参扶正而滋阴，药性和缓，用于久虚伤阴之人甚当。此人此病选此药此量，证药相对，药量适当，可谓丝丝入扣，起死回生。

施今墨善于处方，精于配伍。其处方多由古今数个方剂化裁而成，时用原方，时采其意，药味虽多而不乱，主次分明，配合巧妙，结构严谨，浑然一体，往往数剂即见功效。他特别善于双药合用。流传于世的《施今墨对药》是其学生、长女婿祝谌予随他学医时，发现老师处方中往往是双药并书。经留心收集，整理出100多对药，请教于他。施今墨讲，自己在阅读古方书时，发现古方中有许多起关键作用的药物，往往成对出现，或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有的互相配合、增强疗效，有的互相制约、防止偏胜。非常符合中医“阴平阳秘”、“以平为期”的原则，起到正反双向调节的作用。自己默默记下，验之于临床，发现确实药少而效著。于是就一对对积累起来，形成自己用药特点。祝湛予在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时，向同学们介绍了“施今墨药对”。学生吕景山毕业后将此药对又加工整理，1982年出版了《施今墨药对临床经验集》 ，作为对施今墨的纪念。

在试验抗衰老药物初获成功的基础上，1959年的全国政协三届一次大会上，施今墨作了《关于抗老强身的科学根据、社会基础和医药方案》的发言。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变事后医疗为事先保健预防”是广大医药卫生工作者的责任。古人治未病的思想，应该继承发扬，利用中国传统医学养生理论开发中药保健品，强身健体抵抗衰老是治未病思想的实践。

施今墨是中药保健品开发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然而，由于当时国家整体经济水平比较落后，人们对保健品的需求意识较弱，在一段时间里，我国中药抗衰老保健品的开发受到一些影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近年来人们对养生保健品需求大大提高。施今墨的中药保健方为抗衰老保健品的开发和产业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有着三百余年历史的医药老店苏州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根据施今墨的补益神气精血方，开发研制出“健延龄”胶囊。“阴阳者，天地之道”，治病之道在于调和阴阳，这是中医治病求本大法。养生同样要以调补阴阳为本。施今墨认为：“配备平衡，方免偏胜。太极阴阳，如环无端，平衡则相抱相守，不平衡则渐离渐散”。“健延龄”的配方，重点在于使神气精血配备平衡，其中以西洋参、紫河车益气养血，阴阳双补；以黄芪、山药健脾益气；以黑豆、黑芝麻益肾养精；以珍珠、琥珀、首乌安神养心。《黄帝内经》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抓住调和阴阳这个根本，是抗衰老保健品开发的关键。

施今墨先生认为，西医学并非一无是处，而许多西医的仪器设备还有助于诊断明确，所以并不排斥西医。但他认为，西医在治疗方法上不如中医多样有效，故始终坚持中医的辨证论治。他疗效卓著，名声大噪。他说：“治疑难大症，必须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始能奏效，因循应付，非医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