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名中医之张学文——“毒”在疾病中的证治意义

中医学对“毒”的论述，最早见于《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就有“寒毒”、“热毒”、“湿毒”、“燥毒”的记载。虽然《内经》主要是以异常的气候变化解释温疫病的发生，但它已经提到了“毒”的类别，注意到六淫以外的致病因素，提出了“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的见解。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虽未提出解毒治法的概念，但书中所载的栀子豉汤、麻杏石甘汤、白虎汤、承气汤、大黄黄连泻心汤、白头翁汤、茵陈蒿汤、升麻鳖甲汤诸方，却为后世宣透、通利、清热、化浊、化瘀等解毒法奠定了基础。

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肯定了《内经》毒气致病的观点，明确指出：“某年岁中，有厉气兼夹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在治疗上已经提出了“透毒”、“吐毒”、“解毒”等概念。书中黄连解毒汤、黑膏汤诸方已经形成了解毒法的雏形。

至隋代，《诸病源侯论》认为外感热病的发生，是六淫夹毒所致。书中还对自然界中毒的产生、致病机理及临床表现做了简略论述。并认识到，六淫侵袭入体后可以化毒。如“风热温气，搏于皮肤，使血气涩不行，蕴积毒气”。“寒气客于皮肤，搏于气血，腠理闭塞，气不得宣泄，蕴积毒气”。

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博采诸家之长，收载了许多解毒名方，如犀角汤、犀角地黄汤、苦参汤、石膏汤等等。为解毒法的运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河间，通过长期观察研究和临床总结，认为治疗外感病要重视清热泻火解毒，主张药用寒凉，以解热毒。为解毒法的应用开辟了蹊径。

明代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所谓异气，即异于六淫之气，吴氏又称之为“疫气”、“戾气”。他说：“疫气者，乃天地之毒气”。可见，疫气属于毒气之类，是引起温疫发生的主要物质。吴氏对疫气的特性及致病特点做了客观的论述，使温病病因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治疗上提出了宣泻而去其邪，勿补而裹其毒的观点，强调祛邪解毒为温病治疗的基本法则。

清代，随着温病学理论的日趋成熟，毒与解毒法的理论已得到了更大发展。大多数医家都承认毒的存在，对其产生条件、致病机理及临床特征做了广泛的讨论，并对病理化生之毒有所阐发，解毒治法日臻完善。如喻嘉言《尚论篇》首先提出：“未病前先服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则以逐秽为第一要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这种三焦分治，逐秽解毒的法则，已得温病治法之肯綮。温病大家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阳明血热，久蕴成毒”。治疗上提出“毒甚化之”的观点，对“毒不化而转陷”之证，主张“藉芳香以搜逐”，“使蕴伏之毒透发为主”，“毒伏于阴，亦有下夺之法”。对气衰毒陷，亦有温阳以“救里托毒”的先例，充分体现了叶氏辨证论治强调解毒的临床经验。余师愚著《疫疹一得》，通篇以毒为因，以清瘟败毒为治，并盛赞刘河间“清热解毒之论出，有高人之见，异人之识，其旨既微，其意甚远”。清末何廉臣在其所辑的《重订广温热论》、《重订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著作中，对毒邪致病机理、解毒治法及方药运用均有重要发挥。其他如杨栗山、雷丰、刘松峰、王清任、刘复民等为解毒法的发展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界对邪毒致病说有了进一步阐发，使之成为温病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4年，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温病学讲义》认为：“温病的致病主因是感受温热病毒”，分为“风热病毒”、“暑热病毒”、“温热病毒”、“燥热病毒”四类。

1981年，黄星垣研究员提出了“毒寓于邪”、“毒随邪入”、“热由毒生”、“变由毒起”的论点（中医杂志，1981〈7〉：5），我们亦在《中医杂志》上撰文，对温病中毒的概念及临床意义做了专题讨论，提出“六淫邪盛化火成毒”的论点，并对毒的致病特征做了探讨（中医杂志，1981，〈8〉：5）。在中医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1982年，周泽泉以“温病解毒治法之探讨”为题，将解毒法归结为宣透解毒法、清里解毒法、避秽解毒法、通利解毒法四类（湖南中医学院院报，1982〈3〉：110），较系统地论证了解毒的范围和具体运用。著名中医学家任继学等老前辈，著名中医学家王永炎院士等专家曾多次论述到中风病因“毒”的问题，很有独特见解，很有现实意义。

毒的涵义及其在病因学中的地位

（一）毒是一个病因概念，是一类致病物质的总称

“毒”的含义比较广，《辞海》记载：“物之能害人者皆曰毒”。在温病学中的“毒”是一个病因概念，是一类致病物质的总称。此类物质体积微小，多混杂于其他物体之中，难以用肉眼直接观察，但具有较强的致病作用，对人体危害甚大，因而古人称之为毒。毒有内外之分，外毒是自然界产生的能对人产生毒害作用的致病物质，内毒是人体在病理状态下化生的有害物质，二者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中均起着重要作用。

外毒又叫“毒气”或“病毒”，类似于现代生物性致病物质。《诸病源候论》说：“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如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非其节而有其气，一气之至，无人不伤，长少虽殊，病皆相似者，多夹于毒。”并说：“毒者，鬼毒之气”。“鬼毒”二字说明其致病乖戾，变化多端，形体细微，难以观察。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毒是一类客观存在的致病物质。许多人在解释某些传染性疾病的病机时，均以毒作为致病主因。现行的温病学统编教材中，虽以温病病邪作为温病的致病主因，但是明确指出，这种温热病邪并非单纯的物理性致病因素，亦包括致病微生物在内。这些致病微生物实际上就是古人所说的“毒气”或“病毒”。并且教材还对“温毒”进行了专门讨论。

《肘后方》认为：“毒有差别，致病各异”。吴又可《温疫论》明确指出：“一气自成一病”。温病病种的多样性证实了毒有种种不一，但是对毒的分类，古人尚无统一的提法，有的按影响外毒产生的气候条件不同分为“风毒”、“热毒”、“湿毒”、“燥毒”等。亦有按病证特征分为“斑毒”、“疹毒”、“痘毒”、“麻毒”等。

内毒不同于外毒，它是外邪作用于人体，病理及代谢产物积聚郁滞所化生的一类有害物质。因其产生部位不同，对人体造成的损伤各异，古人将它分为“血毒”、“溺毒”（《重订通俗伤寒论》）、“便毒”（《重订广温热论》）、“痰毒”（《沈氏尊生书》）等。内毒同样具有较强的致病作用，可使已患之温病进一步加重。

毒的概念，在温病学中出现很多，除病因外，在病名、治法、方剂中亦可大量见到。如“温毒”、“麻毒”、“阴阳毒”、“疫毒痢”等；“化毒”、“泄毒”、“拔毒”、“败毒”等；“解毒汤”、“败毒饮”、“消毒丹”等等。但就毒来说，它是一个病因概念，是指一类致病物质。“疫毒痢”、“阴阳毒”等病名中的毒，是导致这些疾病的病因。这些病就是以这种致病原因而命名的。治法和方名中用到毒字，无非是强调该法或该方是以祛除病因、解除病毒为治疗目的，这里的毒，仍然含有祛除病因之意。在整个疾病过程中，血液中含有组织器官的代谢产物，在病理状态下，大量的病理产物亦通于血液之中。血脉通畅，则纳者纳，泄者泄，各归其所。若络损血瘀，则阻塞不通，各种病理及代谢产物停滞淤积即变为毒，也可叫为“瘀热生毒。”

脑为元神之府，心为君主之官，共同主宰人之神明活动。毒热灼伤心脑，可出现神昏谵语，甚或头痛如劈、发狂或意识丧失。何廉臣对此有过明确论述：“脑为元神之府，心为藏神之脏，心之神明所得乎脑，而虚灵不味，开智识而省人事，具众理而应万机。但为邪热所蒸、痰湿所迷、瘀热所蔽、血毒所攻，则心灵有时而昏，甚则昏狂、昏癫、昏蒙、昏闭、昏痉、昏厥，而全无不省人事矣。”（《重订广温热论》）所以在临床上“清开灵”、“脉络宁”等药治疗中风病急性期有良效，充分说明了清热解毒，通脉活络法是治疗中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

（二）毒的产生，有外毒和内毒的不同

外毒是自然界气候变化作用于某些物质而形成的。气候变化是外毒孳生繁殖的条件，一定的物质则是毒孳生繁殖的基础。提供外毒孳生繁殖的物质很多，有动物、植物、饮食物等，尤其是动物死亡和植物腐烂变质，最容易孳生繁殖外毒。

总之，外毒是气候变化作用于动植杂物而孳生、繁殖的。它广泛地分布于自然界之中。当人体抵抗力降低时，外毒与气候的变异共同作用，引起温病的传染流行。了解外毒的生成，对预防和治疗温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亦进一步证实了外毒是客观存在的一类生物性致病物质。

内毒是温热毒邪作用于人体后化生的，温热毒邪及病理及代谢产物是基本物质。病理及代谢产物大量积聚不泄，邪热郁蒸即化为内毒。

总之，内毒之血毒、水毒、痰毒、便毒四者虽然有异，但其形成都是邪热与病理产物及代谢产物相互作用的结果。邪毒侵入人体引起热证的病理变化，从而导致血瘀、水蓄、痰凝、便结化生内毒。

（三）毒的特性

毒性具有火热性质：

温病中外毒和内毒的生成均以热为条件。在郁热条件下所生之毒，必具有火热的特性，毒的火热特性在临床上最为常见。

毒具有秽浊特点

外毒多由六气作用于动植物尸体及腐烂变质的物质所孳生、繁殖，内毒为体内病理及代谢产物在邪热蒸化下所生，其中又有一定的湿气参与，因此，毒又具有秽浊的特性。

致病性强

外毒、内毒具有火热、秽浊之性，因而有较强的致病性。

致病有特异性

外毒侵入和致病大多具有特异性，感染的外毒不同，则病变部位、病程经过及临床表现亦不同。

毒的致病机理及解毒的原则

温病的病理变化主要表现为人体卫气营血及三焦所属脏腑的功能或实质损害。造成这种病理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外毒和内毒。毒主要通过发热、耗气伤阴、瘀血动血腐肉、损伤脏腑经络四个方面而导致温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

毒可生热

发热是温病的主要病理变化。引起发热的因素很多，但感染外邪和化生内毒则是温病发热的根本原因。

发热是正气与邪毒交争的现象，标志着人体尚有一定的抗毒能力。机体也只能通过阳气生发才能祛除病邪。所以，发热在一定的程度上，是人体的一种防御反应。但是邪毒亢盛，热势过高，即损阳气，更耗阴液。各脏腑器官与阴阳严重失衡的状态下，必然遭到戕害。代谢旺盛引起大量的病理及代谢产物堆积，使内毒增多，毒力加强，这种恶性循环必然使病变进一步加重。因此，高热又是加重病变的因素之一。

毒易伤阴耗气

毒易伤阴，且易耗气。毒性火热，每易引起发热的病理反应。热则代谢旺盛，必然耗伤元气，即所谓“壮火食气”。热则腠理开，汗大泄，气随汗泄，此即《素问》所说的“壮火散气”。毒能耗气，气胜毒则毒消，毒胜气则气竭，正如《医宗金鉴》所云：“气胜毒则毒为气驭，其毒解矣；毒胜气则气为毒蚀，其气竭矣。”

毒伤血动血腐肉

毒入于血，与血相搏，伤津耗液，煎炼营血，而致血少黏稠，瘀阻经脉。《读医随笔》曰：“津液为火灼竭，则血行愈滞”。王清任亦说：“瘟毒在内，烧炼其血，血受烧炼，其血必凝”。毒行于血，每易损伤脉络，脉络受损，则阻碍血行，亦可造成血瘀。毒可致瘀，瘀可生毒，瘀阻毒胜，病情必重。

毒损伤脏腑器官

脏腑活动以气血为本。气血消耗，内脏功能焉能无恙？倘若毒胜热炽，直接损伤脏腑的血脉肌肉，就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而发生各种危急证候。王清任说：“瘟疫之毒，外不得由皮肤而出，内必攻脏腑，脏腑受毒火煎熬，遂变生各脏逆证”。

遏肺窍，毒火熏蒸。灼伤肺络，轻则痰中带血，重则咯血不止。

邪毒随饮食而直走中道。热毒伤胃则吐血，灼伤肠络则大便带血。

解毒的主要原则

正气与邪毒抗争，是温病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决定着温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治疗温病的关键在于解决这一基本矛盾。邪毒乃致病之因，有毒才会发生温病。因此，解决矛盾应从解毒入手。解毒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用针对邪毒的药物直接解除之，使正气免遭损伤；二是增强或调节机体清除邪毒的能力，以达到解毒的目的。

泄毒及排毒：泄毒及祛毒外泄，这是中医解毒的主要大法。亦是中医学治疗外感热病的特长。多采用开泄腠理、宣通气血、通导大便、疏利小便等方法，为毒外泄打开通道，以排毒于外。适用于正气不衰，毒有外泄之机的证候。

吴又可说：“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血气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致危殆，投剂不致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这是对泄毒的重要性和时机最透彻的说明。至于逐邪泄毒的具体方法，他又说：“导引其邪从门户而出”，“诸窍乃人身之户牖，邪自窍而入，未有不由窍而出”。吴鞠通对此又补充道：“逐邪者，随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导之。”可见，泄毒主要是顺应邪毒火热张扬之性；顺应病势向表向外的趋势；顺应脏腑气机升降的功能，促使邪毒由与外界相通的汗腺、口鼻、大肠、尿道等器官的排泄。

温病早期，邪毒初入，病位比较表浅，病变比较局限，人体尚有充足的抗病能力，此时乃早采用各种方法，使毒排泄，确实是治疗的一条捷径。泄毒须根据邪毒侵入的途径、病变部位、病变趋势而采用不同方法，邪毒在上焦卫分或已入里而有外泄之机，宜宣散而泄之；在中焦胃肠气分者，涌吐或通下而泄之；下焦不通者，疏利而泄之。

扶正以解毒：抗毒是扶助正气，提高人体自身解毒能力，以抵御毒对人体的损伤，即扶正以解毒。主要适用于正气虚弱、解毒无力的病变阶段。

毒性火热，必伤气阴，尤以伤阴为甚。气阴亏损，抵抗邪毒之力亦随之减弱。对直接解毒的药剂的适应性亦降低。因此，单纯泄毒很难达到解毒的目的，有时甚至造成弊病。正确的治疗方法是扶助正气，益气养阴，调动机体固有的抗病功能，增强人体的抗毒能力，则可达到扶正解毒的双重目的。

直接解毒和间接解毒是温病解毒法的两个方面。直接解毒须借正气之力，有些方药还兼有扶正的作用，扶正解毒方药中亦有泄毒的功能。临证时要将直接解毒与间接解毒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热毒炽盛，正气未伤或伤之不甚时，应以直接解毒为主；对正气亏损甚者，又当以扶正解毒为主。

解毒法是温病的主要治法：温病是温热毒邪作用于人体而引起的热象偏重、易化燥伤阴的一类外感热病。温热毒邪是致病之主因，热由毒生，毒能耗气伤阴、迫血妄行、损络瘀血，进而损伤脏腑经络、组织器官，甚至死亡。毒不除则热不去，气阴难救，损伤难复，变证必生。根据“治病求本”、“审因论治”的基本原则，温病治疗的关键在于解除邪毒对人体的损伤。抓住这个根本，就可扭转病势，截断病变的传变深入，促使病体愈复。

以解毒法为主治疗温病，前贤已有丰富经验。《温病毒论》专列“疫重解毒”一节日：“古人治疫全以解毒为要。尝考古方以解毒、消毒、败毒名，及以人中黄、生犀、大青、青黛、元参、黄连立方者，凡几十首，皆解毒之品”。邵仙根说：“天行时疫必以解毒为先，治疫之法当分清上中下焦，用芳香逐秽开泄之剂是第一要旨”(《伤寒指掌》)。

有的医家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了具有特殊疗效的解毒方剂，以此作为基本方加减治疗一切温病。如余师愚清瘟败毒饮、杨栗山升降散、刘松峰金豆解毒煎等等。均为屡获捷效之方，至今仍为临床医生所习用。清末顾祖庚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治疫要言：“治疗之法，总以‘毒’字为提纲，凭它如妖似怪，自能体会无疑。君如不信，试观古今治疫之方，何莫非以解毒为主。吴又可之专用大黄，非解毒乎?张路玉之酷喜人中黄，而童便配葱豉为起手方，非解毒乎?叶天士之金花、金汁必同用，十方九用，非解毒乎?喻嘉言有要言不繁曰：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厂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观其旨，上中下有升、疏、决之异。而独于解毒一言叠叠紧连不分彼此，岂非反复叮咛，示人以真谛也哉!”顾氏之言是对古人治疗温病临床经验的高度概括，是对解毒法重要性的最晓畅的说明。

现代临床治疗温病仍然重视解毒。各地运用清热解毒、宣透通下、活血化瘀、养阴扶正等法为主治疗各种温病均取得了显著的疗效。随着引进现代科学技术，改革中药剂型，解毒法。

在治疗温病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在防病保健事业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欧阳中兴等用银翘散、桑菊饮、荆防败毒饮等方，治疗487例上呼吸道感染、大叶性肺炎等外感发热性疾病，全部治愈(湖北中医杂志，1982，<4>：21)；重庆中医研究所杜树明等以解毒清热法为主，与同期西药组(对照组)作疗效比较，结果表明：中药组687例，痊愈加有效627例，西药组422例，痊愈加有效395例，经统计学处理，P>0.05，无明显差异(四川中医，1983，<2>：8)；徐德先用出血热导泄汤(鲜生地、鲜茅根、广角粉、赤芍、丹皮、丹参、栀子、桃仁、大黄、元明粉、车前子、木通、枳实、麦冬、玄参)结合西药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疫斑)456例，病死率仅为1.97％，比单用西药组的4.11％明显降低(浙江中医杂志，1982，<6>：267)；王怀义用宣表、通下、清热化瘀、养阴之剂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暑风)130例，治愈率和基本治愈率达89.2％(中医杂志，1983，<8>：598)。此类报道，在近年文献中枚不胜举，充分证实了解毒法是温病的主要治法，治疗温病就是要通过各种办法来解除毒对人体的损害。

解毒的主要方法及方药

(一)宣透解毒法

宣透解毒法是以辛凉宣散之品引毒外解的一种方法。它具有疏泄腠理、宣通气血，使毒由深出浅，透达于外的作用。临床主要用于温病初起，邪毒在表或毒已人里而有外泄之机的证候。

温病初起，邪毒侵袭肺卫，郁于肌表，应根据邪毒与病种之不同，选用不同的方药以宣透邪毒外出。属风热邪毒者，用桑菊饮、银翘散宣透之，风热邪毒上壅、头面咽喉肿痛者，又可予以普济消毒饮，疹毒郁于肌表不能透发者，则宜宣毒发表汤(升麻、葛根、前胡、桔梗、枳壳、荆芥、防风、薄荷、木通、连翘、牛蒡子、淡竹叶、生甘草、芫荽)；属暑湿邪毒者，宜藿香正气散、新加香薷饮之类宣泄之；燥热邪毒者，以桑杏汤宣散之。兼寒者，可用荆防败毒散以散寒解毒。总之，治疗表证应以表散开达为原则。

邪毒入里，郁于上焦气分，病位尚浅，病势偏于肌表，仍有外泄之机，应根据毒害部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症见身热口渴，心烦懊侬、舌苔薄黄者，为邪毒初入气分，病在胸膈，宜用栀子豉汤、凉膈散之类以宣透邪毒；若病位在肺，症见身热、咳喘、脉数、苔黄等，则应以麻杏石甘汤清透邪毒。

若肺卫邪毒不解，陷于营分，卫营同病，临床上除表证外，又见心烦，甚至神昏、舌绛等，须泄卫透营同用，可予银翘散加细生地、丹皮、大青叶倍玄参方；邪毒由气入营，则宜以黑膏汤加金银花、连翘、竹叶、丹皮等。

凡温病目赤面青、昏厥如尸、四肢厥冷、六脉沉浮者，何廉臣谓此为邪毒深伏于内之“闷疫”危证。急救之法：先刺少商、中冲、曲池、委中等穴，以宣泄血毒，再灌以紫雪合玉枢丹，清透伏邪，使其外达，庶可挽回。

斑疹是温毒过程中常见的体征，总以透发为顺。“凡遇烦躁而不渴，目赤而舌白，即是将发斑疹之候，预服以清凉解表透毒之药治之，使邪毒易出易净”。痧毒透发不尽，毒邪干肺，喘急昏闷者，吴坤安主张以麻杏石甘汤加牛蒡子、连翘、黄芩、象贝母、薄荷、桔梗、犀角尖、通草、芦根治之，意在宣透痧毒。对脉静身凉、舌心灰黑、神志不清或郑声作笑，邪毒陷于阴分之“伏斑”证，吴坤安指出：“发宜宣通气血、透提斑毒，以实证治之”。用药如连翘、赤芍、金银花、紫草、生楂肉、槟榔、刺蒺藜、犀角尖、皂角刺之类。斑疹外达，自然毒透神清。

若因里实壅滞，致斑毒透发不畅者，又宜微予通下，俾使腑气通畅，气机疏透，以开斑疹外达之路径，往往收到表气宣畅、斑疹毒泄之效果。吴又可曰：“邪留血分，里气壅闭，则伏邪不得外透而为斑，若下之，内壅一通，则卫气亦从而疏畅，或出表为疹，则毒邪亦从外解矣。”此处用下法之意不在下，而在于通畅气机，透毒外出。

除内服药物宣透解毒之外，古人还很重视外治以泄毒的方法，如穴位放血、刮痧、提泡（发泡）、刺斑等，目的在于疏通路径，泄毒外出，方法简便，容易掌握，见效特快。倘若内外合治，无疑会相得益彰，疗效倍增。

宣透解毒法在温病中应用非常广泛，因而受到古今医家的高度重视。如《医宗金鉴》曰：“凡麻疹出，贵透彻，宜先用表发，使毒尽达于肌表。若过用寒凉，冰伏毒热，则必不能出透，多致毒气内攻，喘闷而毙”。人体体表面积最大，汗腺丰富，使用宣散之品或外治法，保证机体祛毒外出途径通畅，迫毒透达于外，确实是解毒首要大法。

(二)通下解毒法

通下解毒法是攻导里实，祛毒下泄的一种治疗方法。它具有荡涤毒滞、通腑泄热等作用。主要适用于邪毒蓄积于大肠，壅滞不通的证候。

邪毒由卫入气，郁于大肠，胃肠气机不通，糟粕积滞不行，又可化生粪毒。积滞愈久，化毒愈多，病情愈重。常见腑满硬痛、大便秘结或不通或腥臭难闻、舌苔黄燥等症。吴又可说：“大肠失职，正粪尚自不行，又何能与胃载毒而出。毒气既不前，留于胃，则坏真气。在胃一日，有一日之害，一时有一时之害，耗气搏血，神脱气尽而死”。毒在肠腑，以下行为近为顺。因此，治疗此类病证，贵在通便泄毒。

临床应用通下解毒法，应根据病之轻重，选用三承气汤治之。因外毒不泄，粪毒又生，热毒炽盛，必然影响其他脏腑而并发他证，选方用药亦应随之而变通。肺肠同病，伴见喘促不宁、痰涎壅盛、右寸脉实大者，宜宣白承气汤主之；热毒内闭心包，出现神昏谵语，宜牛黄承气汤或拔萃犀角地黄汤(犀角、生地、大黄、黄连、黄芪)加元明粉主之；邪实正虚，大便不通，则宜新加黄龙汤或增液汤主之。

若属温热邪毒与胃肠积滞互结，阻于中焦，症见脘腑痞满、口苦呕恶、便溏不爽、色黄如酱、舌苔黄腻等，可用枳实导滞汤。

温病毒瘀互结，蓄于下焦，症见少腹硬满急痛、大便秘结、小便自利、其人如狂、漱水不欲咽、脉沉实等，宜用吴又可桃仁承气汤以破瘀散结，借攻下以逐瘀毒。

通下解毒法是温病中运用较多、奏效迅速的一个治法。其目的主要在于逐邪泄毒，并非单纯为了通便。吴又可曾说：“承气本为逐邪，而非为结粪设也。如必俟其粪结，血液为热所搏，变证迭起，是犹养虎患，医之过也。况多有粪结失下，但蒸作极臭如败浆或如藕泥，临死不结者，但得秽恶一去，邪毒从此而消，证脉从此而退。岂徒孜孜粪结而后行哉?要知因邪热致燥结，非燥结而致邪热也……总之，邪为本，热为标，结粪为标中之标，能早去其邪何患燥乎?”邪毒生热，—热致燥，结，去其邪毒，则断燥结之源，免致燥结之害。已成燥结，更须急下，使邪毒与燥屎一并下泄，则诸症向愈，转危为安。

(三)疏利解毒法

疏利解毒法是以渗利之品，疏利邪毒自小便而出的一种方法。具有疏通气机、通利小便、渗湿泄毒的作用。临床多用于病在下焦、小便不畅之实证。

人体多种代谢产物及毒物都要通过小便而排出体外。若小，便不畅，甚至不通，毒物蓄积，无疑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疏利小便是泄毒的又一重要方法。

温热邪毒蕴于小肠，心烦口渴、舌赤或溃烂、小便短赤者，可用导赤散清心利小便，使热毒下泄。温热邪毒下注膀胱，身热口渴，小便频数热痛，或淋漓不畅，宜利湿泄毒以解热，方如八正散等。

温热邪毒每易损伤肾脏、小肠和膀胱，可导致小便减少或不通，秽浊邪毒无从排泄，又可继而引起其他病证，如头胀头，痛、神昏谵语等。何廉臣说：“溺毒入血，血毒攻心，甚或血毒入脑，其证极危，急宜通窍开闭，利溺逐毒”。他常用导赤泻心汤(黄连、黄芪、栀子、知母、西洋参、茯苓、益元散、麦冬、犀角、灯心草)调入犀珀至宝丹治疗。吴鞠通又善用安 宫牛黄丸、茯苓皮汤治下焦湿毒弥漫，“热蒸头胀、身痛呕逆、小便不通、神识昏迷”之证。这些体现了医家们运用疏利解毒法的实践经验。

疏利解毒法主要适用于热毒炽盛、损伤脏腑的小便不利。对阴液枯竭之小便不利不可运用此法，用之小便不惟不利，阴液将为之耗尽。

(四)清热解毒法

清热解毒法是集寒凉之品直清里热，以折毒性的一种治法。用后常收到清气二清营、凉血，毒解热退的效果。临床主要用于邪毒入里，热炽火盛之候。

毒性火热，热由毒生。由于发热，代谢旺盛，又易化生内毒，变证丛生。因此用寒凉之品以清热，既能对抗毒之特异性致病作用，又可阻止内毒化生，不失为化毒防变的一项重要措施。寒凉药物有辛凉、苦寒、甘寒、咸寒之不同。辛凉之晶清热之力较弱，主要在于透散；咸寒药物多为滋腻之品，功效主要在于滋阴扶正。因此，清热解毒法以苦寒、甘寒之品为主，尤以苦寒为常用。临床运用须辨明何病、属气、属营、属血，根据不同病变选择不同方药。

邪毒入气，正气奋起抗争，症见壮热、大汗、心烦面赤、口渴、脉洪大，宜白虎汤加味清泄里热。热毒炽盛，郁而不解而见身热、烦躁不安、口苦而渴、小便黄赤、舌红苔黄，宜苦寒直折，方如黄连解毒汤；肺胃热毒下移大肠，而现身热下利、肛门灼热、苔黄、脉数等肠热下利之证，又宜葛根芩连汤治疗；里急后重、红白痢下者，又须用白头翁汤或芍药汤加减。

毒陷营血，往往病情复杂，证候多变，须以清热解毒与其他治法配伍应用。营血热毒炽盛，气分之邪未解，三焦弥漫、气营(血)两燔，其证壮热、口渴、烦躁或谵狂、肌肤斑疹，甚或吐血衄血，非余氏清瘟败毒饮则气血热毒难消；热毒内陷心包，须大剂清热解毒配合凉营开窍，方如安宫牛黄丸、神犀丹、清宫汤之类；对毒深在血，耗血动血，煎熬成瘀，毒瘀互结，阴血亏耗者，在清热解毒之外还须加入活血化瘀、咸寒增液等药物，方为合拍。

对温病的发热，应有正确的认识，不可一见发热即用寒凉直折。因为发热是正气抗邪的一种反应，人体防御系统只有通过与毒抗争，才能祛毒外出而解之。早用大寒之品遏其热势，有碍于毒的排泄。正如刘松峰所说：“未有祛邪之能，而先受寒凉之祸，受寒则表里凝滞，欲求其邪之解也难矣。”因此，临床运用清热解毒法要准确辨证，掌握时机，不可早用或过用，以免邪毒冰伏不解，不得其利，反逞其害，更不能单纯依靠清热解毒法来治一切温病。

(五)化浊解毒法

化浊解毒法是用芳香之品驱解秽浊之毒的一种治法。具有祛湿化痰、透络醒脾、开闭通窍等作用，尤多用于暑温、湿温之类温病。

毒有秽浊的特性，致病多恶秽、腐肉败血。芳香之品可以化浊逐秽，是化毒的重要措施。古今解毒方药之中，大多具有气味芳香的特点，芳香解毒在温病治疗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别是在湿温病中。古今名医多以芳香逐秽、化浊解毒作为治疗大法。

湿热邪毒秽浊之性颇重，侵入人体多伏于膜原。发病则见寒热起伏、脘痞腹胀、舌苔白腻如积粉等，宜以芳香开达膜原为法，方如达原饮、雷氏宣透膜原法；邪毒发于肌表，症见恶寒少汗，身热不扬，午后热甚，头重如裹，舌苔白腻，宜芳香宣化，方如藿朴夏苓汤、三仁汤等；邪毒郁遏中焦脾胃，而见脘痞腹胀、恶心欲吐、大便溏泄等，又宜燥湿化浊，可用雷氏芳香化浊法或王氏连朴饮；浊热并盛，毒气上壅，发热口渴、咽肿溺赤、舌苔黄腻，可用甘露消毒丹化浊清热，解毒利咽。

温病邪毒不解，酿生痰浊，蒙蔽心包，导致神识昏蒙，时清时昧，甚或谵语、舌苔黄腻，轻则用苏合香丸或菖蒲郁金汤芳香解毒、豁痰开窍；重则痰浊热毒交混，宜至宝丹、安宫牛黄丸，以避秽化浊解毒开窍。吴鞠通治疗此证善用四香(郁金、梅片、麝香、雄黄)等药物。他说：“四香以为用，使闭固之邪热温毒深在厥阴之分者，一齐从内透出，而邪秽自消，神明可复也。”

化浊解毒法是针对毒之秽浊特性的治法，不仅适用于治疗湿温、暑温类温病，对其他温热病兼夹湿热秽浊者也可酌情使用。

(六)化瘀解毒法

化瘀解毒法是以活血通络之品解散热毒的一种治法。具有疏通血络、透毒外出、防毒再生、凉血止血等作用，主要用于营血分瘀热成毒之证。

热毒入里，损血络煎熬血液，致血行瘀阻，血瘀则热毒壅聚不散，进而化生内毒。内毒壅结愈甚，血脉损伤瘀滞愈重。毒为瘀阻，毒瘀交结，宣透难以解结，通利药不达所，清化无济于事。此时使用活血通络之剂，不但能使血瘀得化，且可阻断内毒化生，更利于解毒药物直达病所和邪毒向外排泄。

邪毒侵袭卫气，未损血脉，一般不用化瘀之品，但有些发斑疹的疾病，邪毒最易扰其肌表血络，应予寒凉透散之中佐以化瘀之品，以通血络，便于邪毒外泄。何廉臣治疗痘疹初期就提出“宜宣气活血解肌透毒为先”的治疗原则，说明病在早期就须考虑运用化瘀解毒之法。

毒陷营血，毒瘀互结，阻滞络脉，伤阴耗血为共有病变。因此治疗温病营血分证应以化瘀解毒为主要治法之一。温热邪毒内陷心包，瘀塞心窍，为营血分证的常见证候。何廉臣首推犀珀至宝丹(犀角、羚羊角、广郁金、琥珀、炒山甲、连翘心、石菖蒲、蟾酥、飞辰砂、珍珠瑁、当门子、血竭、红花、桂枝尖、丹皮、猪心血)。认为此方乃治疗瘀塞心窍的“先锋”。亦可用通窍活血汤调入珠黄散或犀地清络饮。诸方均以化瘀通络解毒为宗旨。热毒深入厥阴、血瘀气闭而见六脉沉细数、面色青惨、昏愦如迷、四肢逆冷、头痛如劈，为闷疫血瘀毒伏之证。戴麟郊主张化瘀解毒为治，非犀角、黄连、桃仁、丹皮、赤芍不可。何廉臣指出：宜急刺少商、曲池、委中三穴，以泄营分之毒，用活血通络之新加绛覆汤(旋覆花、新绛、桃仁、柏子仁、青葱管、当归须、乌贼骨、延胡索、川楝子、茜草根)和局方来复丹(太阴元精石、舶上硫黄、硝石、橘红、青皮、五灵脂)以通阴络，或可救逆。

温病的各种血证如吐血、衄血、咯血、便血等多为热毒损络所致，其中必有瘀滞形成，故治宜清热凉血止血与化瘀解毒并举，方能扭转毒瘀交结迫血外溢之势。

（七）益阴解毒法

误服或吞服各种毒药或毒物，由于毒素内留，聚而生热，阻血为瘀，进而毒瘀交夹，一可耗伤津液，二则肝肾受损，甚或犯扰心神，治疗上应以解毒排毒，清热利尿为主，同时又须活血化瘀，兼顾心肾，宗此而创绿豆甘草解毒汤。方中绿豆味甘性寒，有清热解毒利尿功效；甘草味甘性平，对各种药物，毒物有解毒之力；丹参味苦性微寒，可活血祛瘀，清热除烦，镇静安神；茅根清热利尿，加速毒物排泄，并可防止出血，兼以护肾；连翘有清热解毒，强心利尿之作用；石斛主解热邪，养胃阴，益精液，抑制毒物吸收；大黄荡涤毒热，加速毒物排泄并可化瘀止血。诸药相伍，共奏清毒热，开心窍，益阴液，排毒邪之效。绿豆甘草解毒汤。

组 成 绿 豆 120g 生甘草 15～30g 草石斛 30g

丹 参 30g 连 翘 30g 茅 根 30g

大 黄 15或30g（后下）

功 用 解毒益阴，兼顾心肾

主 治 多种食物或药物及其它中毒后，见发热，口干舌燥，心烦呕吐，甚则神志恍惚，小便混浊等症。

煎服法 上方用冷水浸泡后煎服，煎时以水淹没全药为度，文火煎煮，大剂量频服，一般昼夜各服1剂，必要时可服3～4付。对于接触性中毒患者，则须清洗皮肤。

加 减 有黄疸等中毒性肝炎表现者加板蓝根30g，茵陈30g；若抽搐频繁加羚羊角2g（另煎）；钩藤15g（后下），全虫6g；若神疲脉弱，汗多无力者，加黄芪15～30g，白芍15～30g；若目红唇赤者加栀子10g，黄芩10g，黄连10g。

此方是笔者抢救一位误食大量商陆中毒病人所用之方。后来推广用于各种食物，药物中毒病人，表现为热毒伤阴证型者，皆取得了较好疗效。应用时，首先要问清何物中毒，时间久暂。病人神情清醒时，应先用催吐、洗胃等方法，尽量排除未吸收的毒物。若神志昏迷的病人，应用安宫牛黄丸等，同时应用输液、洗胃，配合针对性较强的解毒剂等多种救治措施，综合治疗。据应用体会，此方可以直接排泄毒素，有加速毒素从大小便排泄的作用，并有保护阴液的特点。

(八)扶正解毒法

扶正解毒法是以养阴或益气之剂扶助正气，加强人体自身抗毒能力的一种治法。具有滋阴生津、补益元气、制邪抗毒等作用。一般用于气阴耗伤抗毒无力的证候。

病在上焦卫分，邪毒渐盛，但阴液未伤或伤之不甚，一般无需扶正滋阴。毒入气分，阴液渐伤，须根据阴伤的程度于其他治法之中佐以养阴之品，加强人体抗毒能力。

病入营分时，伤阴逐渐加重，治疗应注意养阴扶正解毒，常用生地、玄参、麦冬、芍药等清营养阴。毒入血分，耗血动血，治宜滋阴凉血散血，方如犀角地黄汤。

温病后期，阴虚邪恋，余毒深伏阴分，症见夜热早凉、热退无汗，当以鳖甲、生地、知母等滋阴扶正，佐青蒿、竹叶等轻透邪毒。若肝肾阴伤，热毒难退，甚或虚风内动，必以咸寒养阴，以冀“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如大、小定风珠及加减复脉辈。

热毒易伤阴液，亦易耗气。气虚则人体脏腑功能、抗病能力低下。温病中的气虚多伴有阴伤，所以治疗多益气、养阴并用，甘温之剂用得较少。

一般的气阴两亏证候，可选用三才汤、救逆汤加人参或人参乌梅汤等，以益气养阴，扶正解毒。若系津气大虚，汗多，脉散大，喘喝欲脱，或化源欲竭，阴不敛阳，脉伏而芤，时时欲脱之重症，宜急以大剂生脉散或独参汤回阳敛阴。热毒内闭，瘀塞心窍，阴液消灼，阴阳偏颇，甚至真阴耗竭，阳无依附而脱(内闭外脱)，症见汗出如水、肢冷如冰、脉伏难以触知，当用王清任急救回阳汤，以桃仁、红花通气血之道路，人参、白术、附子、生姜、炙甘草回阳救逆，则内闭之热毒易透易解，外脱之阳气易回易固。

上述七种解毒法均是针对比较典型的证型而言。但在治疗过程中，更多见的是多法并用。如病在气分常宣透、通下、疏利并施，病在营血分常清热、化瘀、扶正合投。临床运用解毒法，既要审查病机变化，坚持辨证施治，根据毒力轻重、病位深浅、证候虚实而选用解毒治法和方药，又要进行辨证施治，准确诊断，明确病因，选择对某些毒邪有特异性治疗作用的方药。如治疫黄的茵陈蒿汤、治大头瘟的普济消毒饮、治痢的白头翁汤、芍药汤等。从临床角度讲，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病情，也才能显著地提高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