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外国人始终研究不出中药治疗糖尿病的原理？中西医思维不同！

打蚊子的智慧

人们不禁会问：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药治病讲的不是药物的“有效成分”，讲什么呢？我们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个社会系统，生病就好比这个社会系统里面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那么中医怎么治病呢？就是通过各种方法使原来不和谐的变为和谐。比如说癌症，癌细胞就像这个社会系统里面出现几个“坏人”，如果在早期病变范围很小的时候将他们消灭，就可能起到“震摄”的作用，从而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当“坏人”不断增多，也就是癌症病变的范围不断增大并到处扩散的时候，如果仅仅采用消灭的方法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把“坏人”杀掉的同时，也要把可能变坏的人也一起杀掉，更严重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哪些人可能变坏，不客气地说，这种对抗的方法和古代“诛连九族”的做法没什么两样。比较高明的做法是改变使人变坏的环境，由于失去了“作恶”的土壤，就可能使原先可能变坏的人不变坏。当然更理想的做法仍然是改变环境，让少部分已经变坏的人慢慢变好，这就是中医治病的基本理念。可见，中医治疗癌症采取的不是一种对抗的方法，因为用对抗的方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癌症的问题，而且也不符合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思维。所以，在科研中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中药抗癌、促进癌细胞凋亡等方面，可能可以为新的抗癌药物的发现提供一些思路，但已经偏离了中医初衷，发挥中医药优势就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还可以把治病比作打蚊子。西医通常采取的方法是有针对性地一个一个地打，或者用杀虫剂把蚊子消灭干净，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治本”的方法，问题是消灭后蚊子还会再来，而且还可能因为杀虫剂的大量使用使环境受到破坏。而中医主要采取打扫卫生、除草或养青蛙等措施，改变蚊子生长的环境，这也是“治本”的方法。哪一种方法更高明，其实一说就明白了。为了对付蚊虫的侵扰，中医还经常用蚊帐或驱赶的办法，使用蚊帐时机很重要，在蚊子进入之前先把蚊帐放好，这是“固表”的方法；但是，如果蚊子已经跑进帐内，只好用驱赶的办法，这在中医叫“发散解表，驱邪外出”；剩下个别蚊子，就将其消灭，这就是“清里”。可见，从对付蚊子的角度，最好是没有蚊子，有了蚊子最好是不让蚊子进蚊帐，进了蚊帐就尽量赶走，赶不走再将它打死。这种理念站在中医思维的角度，首先是固护正气，使外邪不会侵犯人体，一旦外邪侵犯人体后，把病邪驱赶出去比把病邪留在体内更理想。这种扶正祛邪的方法贯穿于临床诊疗的全过程，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研制一种高效的方法或是针对某一种疾病的特效药物，岂不相当于研究哪一种蚊帐最有效，或蚊帐的有效部位是什么？

现代人的疑惑

中医药防治糖尿病也是一个热门话题。血糖异常升高是糖尿病一个重要的临床指征，过去有许多的研究报道发现，白虎加人参汤（组成：石膏、知母、人参、粳米、甘草）治疗糖尿病有显著疗效。为了“证明”这一点，日本科学家用白虎加人参汤给患糖尿病的动物口服，结果发现有很好的降血糖效果。于是就对方中的药物逐一进行研究，开始时认为，粳米是碳水化合物，甘草带有甜味，石膏不溶于水，所以，先对知母和人参单独进行研究，发现这两个药有轻微的降血糖效果。于是他们想，整个方子的降血糖作用可能是知母和人参合用的结果，事实是这两个药合用之后，发现并不能提高降血糖的作用。然后他们就调整知母和人参之间的剂量比例，发现把人参、知母剂量加大之后，降糖作用不仅不提高反而下降了。把知母和人参两个药放在一起，加入石膏，发现降血糖作用提高了，再分别加入粳米、甘草后，降糖作用又进一步提高。更令人惊奇的是，按原方的剂量比例配伍，降糖的效果最佳。日本科学家至今也想不出1800年前张仲景是用什么方法找到了这样最佳的组合和剂量比例。

又如1955年石家庄一带流行乙脑，用西药治疗均不凑效。石家庄老中医郭可明先生提出用白虎汤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并向全国推广。当时苏联专家不相信，因为石膏不溶于水，且实验证明其没有退热或抗病毒作用，知母、粳米、甘草同样没有退热和抗病毒作用，但是临床实践证明使用中药之后，重症病人的治疗死亡率、中枢神经损伤严重后遗症发生率，均大大低于西医治疗的水平。1956年，北京又有乙脑流行，医务人员一看是乙脑，立刻就想到用白虎汤，但效果并不理想。此事得到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请来了四川名医蒲辅周亲临现场指导，蒲老认为：石家庄与北京的乙脑虽同在暑季，但1955年石家庄久晴无雨，燥火当令，阳明内热，属暑温，用白虎汤清热泻火，当然有效；而1956年北京雨水较多，天气湿热，多兼有湿邪，属湿温。如果不加辨别，而沿用清凉苦寒药物，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烧不退，反会加重病情。于是改用通阳利湿法，采用宣解湿热和芳香化浊的药物，效果立竿见影，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乙脑很快又平息了。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不妨想一想，白虎汤没有抗病毒的有效成分，为什么能治疗乙脑呢？反之，假设白虎汤能够抗乙脑病毒，为什么第二年在北京地区无效呢？所以，简单地通过每味中药的有效成分来研究方剂的方法，已经过许多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但是，这样的研究思路却始终为一部分人所追捧。当然以西医的角度看，从天然药物中提取一些有效成分进行研究是现代药物开发的趋势之一，但这与中医、中药研究是两回事。有的专家指出：“这是研究中药，不是中药研究。”因为用这种方法可能会发现一些像黄连素、青蒿素一样的新药，却永远出不了像白虎汤、桂枝汤这样的名方。

现代人不一定能理解，用寻找有效成分的方法研究中药究竟错在哪里？近来有人将中医的处方中每味药物的主要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组成一个药方进行研究，例如：有人研究半夏泻心汤，不是按原方的配伍进行研究，而是将方中半夏、黄连、黄芩等的有效成分拿来组成一个处方进行研究；也有人通过中药含药血清的离体实验进行研究。这样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准确，比较符合现代科学实验的规范，初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细想来这种方法组成的“方”与真正中医的处方到底是不是一样，不言而喻。

在中药的使用方面，中医还十分讲究药物的煎服法，包括火候、先煎、后入、服药等。清代名医徐大椿曾记载一医案，说的是曾经诊治一痰热壅盛兼脾肺气虚的喘嗽患者，他开了一副清热化痰的中药，嘱患者先将药煎好之后，服药的同时嚼一小块人参，果然药到病除。过了一段时间患者病情复发，恰逢徐大椿外出，只好请另一医生就诊。这位医生诊过之后，认为徐大椿原来开的方仍然对证，建议服原方，只是觉得人参嚼服不符常规，于是要求将参切片与药同煎。结果服后喘嗽更甚，病情加重。正好徐大椿回来，一看辨证无误，还是原方按第一次的方法服用，结果喘嗽立平。患者觉得好奇，请教徐大椿为什么同证、同方，不同服法效果迥异。徐大椿说，气虚为本，痰热为标，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人参嚼服吸收比较慢，汤药取效较快，首先清痰热，然后补气故能获得良效；如果人参与药同煎因“气有余便是火”，痰热未清同时补气而致痰火愈盛。所以中药的煎服法是很重要的。

中西医思维不同

前面说过，现在有人提倡中医药研究应遵循“循证医学”的原则。所谓“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就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要求慎重、准确、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研究证据，同时结合临床医师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的临床经验，考虑病人的价值和愿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制定每个人最佳的治疗方案。“循证医学”强调随机对照试验对评价健康服务效果的重要性，强调以预后终点为评价指标、以病人为核心、系统全面收集证据，对于临床、科研乃至医学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中、西医医学体系不同，虽然，中医学也重视临床证据，强调以人为本，但更注重个体之间的差异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标本兼顾。因此，如果简单地套用“循证医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共有113首方，为历代医家所推崇，被尊为经方，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各科，尽管这些经方没有一首是符合循证医学研究原则的，但却能够流传千古！相反，现代应用循证医学的方法研究出来的哪一个方可以与张仲景的经方相提并论？即使今天我们把《伤寒论》的任意一首方遵照循证医学的原则进行研究，也肯定不会有结果。这并不是循证医学的方法有问题，也不是研究单位实力、经费投入多少、协作单位水平的问题，而是因为中、西医的思维模式有区别，方法选择的错误必然导致结果的偏差。因此，在中医药研究中，如果机械地套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最终中医就成了“四不像”。

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决定了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这种差异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是在古希腊或是欧洲其他国家，从维纳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作品，人体准确的结构和比例所表达出来的“写实”的艺术形式，都足以体现艺术家坚实的解剖学基础。而中国的国画更多的是立足于“写意”的表达形式，画家可以用寥寥数笔勾画出飘动的衣袖，来表达人物的动作、心情甚至周围环境，通过眼睛来“传神”等。再比如烹调，中餐的菜谱与西餐的菜谱也有很大的差别：西餐的菜谱中所有的步骤和配料的用量都是明确的、规范的，如“食盐×克”、“放入××烤箱中×分钟”等；而中餐的菜谱往往比较含糊，计量也不那么精确，如“食盐少许”、“料酒少许”等。粗粗一看会觉得：“少许”的表述和方法并不规范，也不便于重复，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少许”比固定的克数更合理，因为它可以根据不同个体口味的不同、不同菜系的搭配以及不同的情况进行必要的加减，充分体现个体化的优势。所以，中餐的厨师一定随手配有一把勺子，目的就在于通过品尝及时调整。这就是中、西方思维特征的不同。

来源：摘选自《身在中医》，作者：李灿东，中医家整理转载，编辑/欧泰麟，仅供学习交流，版权归相关权利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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