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璐琦院士——对中医药发展规律的传承与创新认识

相关的研究开展较少，目前主要的观点有：

一是或多或少以西医药为标准来审视中医药，认为西医代表的是“科学”，“科学”俨然是终极真理，故在揭示规律中寻找科学要素，对与科学“不符”者，或者回避，或者牵强附会地阐释其内涵的科学性。须知，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中医药有自己的发展轨迹。若要认识其真实面貌，必须摆脱这种以西医为镜像的思维模式，从中医药发展内在的角度来进行“中医药的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医药”。

二是没有切入到规律层面进行分析。所谓规律是客观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根据规律的内容和它所属的领域，我们一般将其分为自然规律、社会规律、认识和思维规律。

因此，探究一个事物的发展规律，应当纵览事物发展历史，从自然、社会和人三个维度来分析，对事物产生和发展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然后总结和描述出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本文拟立足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认识和思维规律的内在式“理解”与“传承”，对中医药发展规律及特点进行继承性创新。

从根本上讲，没有独立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认知的医疗。医疗既医身，也医心。中医药更是讲究天人合一、心物无二，要本质地把握中医药的规律和特点，特别是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发展，有必要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认识和思维规律三个层面入手对传统的中国医药学进行鞭辟入里的解析。

气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构成一切物类的原始材料。以气为本体，其实表明了中国古人对世界物质性的承认，这其实就是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气”对医学的渗透是中国古代气学理论的嬗[shàn]变，是从抽象程度较高的哲学范畴演化为医学理论的具体内容。当医学以气学理论观察生命、健康与疾病，其结果是发现人体内存在着实实在在的、望之可见、触之可及的气。因此，医学从观察到思考，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气学理论。可见，中医学的气理论与古代哲学的气学说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严格的区别，更多体现的是唯物主义思想。

以单一的“气”来概括整个自然界，毕竟还是笼统。随着人对自然认识的深化，中国古人的自然本体论开始由气本体论发展成木、火、土、金、水为内容的“五行说”。《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云：“木、火、土、金、水，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蕴含着“相生相继说”的思想；《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云：“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蕴含着“相克相治说”的思想。这五行是相生相克的关系，这是一种唯物辩证观点。

“相生相克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辩证发展观具有内在逻辑的契合性，可以说中国古人所讲的“阴阳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管子·乘五篇》云：“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长短，阴阳之利用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也。”在此，“正”即对立的统一。四季的春夏与秋冬、一天的日与夜、时间的长与短，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这都是辩证认识论的有力表现。

中医药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中医药古代典籍对自然规律的探讨说明：一是中医药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主要是唯物主义，但也蕴含着辩证思维和发展变化的观点；二是自然界不是静止不变、与人无关的抽象存在，而是与人存在着相互感应、一体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研究自然亦即是研究人自己。

相传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史记·补三皇本记》也有“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有关人们从实践中获取中医药知识的最早记述。明代李时珍“幼多羸疾，长成钝椎，耽嗜典籍，若啖蔗饴。考古证今，奋发编摩，苦志辨疑订误，留心纂述诸书”，其边采药边考证，走遍大江南北，“行年三十，力肆校雠；历岁七旬，功始成就”，终著成被世界称为“东方的百科全书”的中医药巨著《本草纲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凡例》中指出：“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可裨《尔雅》《诗疏》之缺”，将格物明理之思想贯穿于《本草纲目》全书之中。格物明理思想的核心精神就是躬身实践，知行合一。中国人研究宇宙人生的大问题，常从自身的生活实践出发得出理论，最后又归于实践，将理论在实践上加以验证。即先对身心经验上切己体察，而得到一种了悟；待了悟已至，又验之以实践。中医药的实践不仅体现了上述规律，而且还呈现出强烈的个体化特征，包括医者学术特点、临床经验的个体化，对就诊患者体质与病症认识的个体化以及对具体患者治疗方案的个体化等。

这些塑造了中医药实践的个体化特征，同时也阻碍了“效率医疗”的发展。“效率医疗”指的是以最大多数民众健康为目的，以社会整体医疗效率为先的医疗模式。实现“效率医疗”的基础条件，即开放的、合作的医疗体系（与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济结构是相矛盾的）以及依托市场的医院组织。

中医药的社会性和实践性说明：中医药发展是实践第一，临床实践是中医药发展的源泉；中医药实践以个体化为特征，它的形成与中国传统社会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中医药实践的个体化特征，导致了行业保密风气的产生，也使中医药知识的传授以师承形式为主；中医药的诊疗模式以门诊为主，这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组织方式所决定的，缺乏“效率医疗”的基壤。

在“天人合一”的认识框架中，中医药学也受农耕文化对四时、四季循行的密切关注，以及农业生产的播种、生长、收获周而复始的生产方式的影响，强调对生命活动“变化”的把握，注重在两极对立中把握事物的辩证统一，从而形成了“辩证”和“变易”思维。这种对自然规律的顺应也促使中和思维的产生。它要求人们凡事注重事物的均衡性、和谐性，行为的适度性、平正性，强调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解决矛盾。

在上述认识中，中医学对于医者崇尚“医者，意也”。“医者，意也”是医学史上的名言，支持者以其为中医灵活处方、把握全局、辨证施治的象征，批评者以其为中医缺乏规范、不科学的象征。这使得中医药对合格医人的要求极高，追求的是精品而非规模化产品，从而导致难以大规模培养医师队伍。

中医药蕴含的认识和思维规律说明：中医思维特征主要表现为直观性和主客体的混融；认识的框架是符合客观实在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耕文化、自然经济结构相适应；认识的形成“重悟性而不重论证”。

解放思想，正本清源，对于中医药发展也至关重要。如目前医药行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中医治本，西医治标”。亦即说西医有急救之效，用以治标；而中医以追求人体阴阳、气血平衡为目的，可以根除病根，故用以治本。殊不知这又是西医挤压下产生的观念。

所谓标和本原本就是我国古代医学中的概念。如《东垣先生试效方·卷一》云：“夫治病者，当知标本。以身论之，则外为标，内为本，阳为标，阴为本。故六腑属阳为标，五脏属阴为本，此脏腑之标本也。又五脏六腑在内为本，各脏腑之经络在外为标，此脏腑经络之标本也。更人身之脏腑、阴阳、气血、经络，各有标本也。以病论之，先受病为本，后传流病为标。”此处的标与本实际上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可以说在无西医进入之前，中医药标本兼治，从未专以治本相标榜。以《儒门事亲》《本草纲目》为代表的很多医书也专门列有“急方”和“缓方”，多数情况下两者分别对应“标”与“本”。故标本之说原本是中医内部的事情，其内部原本就有些医人存在只治标不治本的缺陷。

要获得实践智慧，提倡把中医药的原创思维“象思维”与辩证法相结合。辩证法分为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基于理性，运用语言与逻辑方式所表达的概念辩证法。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正确认识并掌握辩证法是极关重要的。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象思维”的基础是生活，而不是概念式的思考方式，因此“象思维”既是经验性的又是超验性的，最终以人及其生活状态为旨归。

在中医药整体思维的基础上，运用“象思维”与辩证法相结合的实践智慧来研究中医药的自然规律，才能把自然科学的一切成果运用于中医药的发展，才能不把CT、核磁、生理、生化指标等转让“西医”。强调重视“概念”的辩证法，客观地了解别人的优点、长处，不把自己的行为建筑在主观的空想情感的反映之上，又要始终坚持自己的内在体验。

1.深入研究自然规律，运用一切可利用的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探明人体的生命活动与疾病演变规律，把中医药的原理及疗效 “说明白”“讲清楚”。

2.基于“天人合一”的认识框架，加强对构建框架的中医药概念的进一步理解和诠释，尤其是概念的演进和更替，为中医药的学术发展注入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

3.通过师徒相承的传授模式，加强对老一辈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知识技能的挖掘、传承与发扬；将师承教育模式与院校教育模式有机结合，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构建出规模化的中医药人才队伍。

4.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不断验证、升华中医药知识，形成新的理论，将新理论用于指导实践并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进而促进中医药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5.通过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科技成果，促进个体化特征的精准医疗和整体效率的辨证论治的有效开展，把“治病的人”与“治人的病”有机统一，把“门诊”与“病房”有机衔接。让辨证论治在新时代继续引领医学的发展，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

6.通过学术争鸣促进各家学说的发展，凝聚学术共识，达成规范标准，促进中医药“效率医疗”的快速发展。

只有在真正全面了解把握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扬弃，才能真正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及特点，才能使中医药的创新发展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是标新立异，不是“剑走偏锋”，才能做好中医药的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才能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致谢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董振华教授和焦佩锋教授提供指导。本文摘自《中医杂志》2022年9月第63卷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