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治各种急腹症——邓鹤鸣教授

擅长治疗各种急腹症。

1964年毕业于天津医学院。

1964年7月参加工作。

（一）注重内外并重，善用外治，力求殊途同归

邓老认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内治之药，所异者法尔。”中医的外治是与内治法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并且强调不管外治还是内治，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用于治疗的药物也相同，所不同的仅仅是方法而已。

（二）遵循中医外科“审证求因，审因论治”基本理论，并加以发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1、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倡导中西医融合（证的随笔）

邓老认为，症，症状，病人的自我不适感觉，是主观感受；征，体征，病人的客观异常表现；证候的涵义是有一定内在联系的一组症状和体征的组合。

邓老认为，中医的征主要是舌苔和脉象，其次是面色、精神、语声、体感温度、二便的颜色、气味等。这是在科学比较落后的时代仅能搜集到的病人的一些客观表现，比较直观。随着科学不断的发展进步，通过各种仪器的检查和测定，征的内容大大增加和深化了，这是我们感官（眼、耳、鼻、皮肤等）感知的延伸，我们理应将其纳入征的范畴进行中医辨证。邓老认为，把现代医学成果直接拿来为我所用，这应该视为中医本身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什么“西化”的问题。把现代医学的成果拒之中医门外，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可能的。

（1）邓老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实际上是把一个病人身上的体征给人为的分开了：分为中医部分和西医部分，中医、西医两拿着。科学在不停步的发展、进步，病人的“体征”在不断的增加和有新的发现，难道我们就视而不见，固守原来的那些“征”不变症状和体征是中医辨证的基本素材，素材越丰富，越深入，辨证越精准。“体征”没有中、西之分。

把现代科学技术如B超、CT、核磁、导管技术、各种实验室技术——等等所得的结果作为“体征”资料统统纳入中医辨证的范畴内，是中医的发展和进步，是中、西医汇通的一大步，也是第一步。

（2）邓老认为，如何把现代科学技术所得的“体征”资料纳入中医辨证范畴内答案是用固有的中医辨证思维方式。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核心。用“比类取象”的方法，从八纲、脏腑、气血津液、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等角度进行辨证，得出证候诊断，依此处方用药。而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治疗的八法及处方，与辨证方法同属一个思维模式。因此，用中医中药治疗，原有的辨证论治思维模式不能改变，起码在现阶段是如此。

（3）邓老认为，现代医学的体征和化验结果如何具体进行中医辨证这是一个比较新颖而复杂的问题，需要在临床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过去就有人在这方面做过尝试，如把消化道溃疡作为疮疡进行辨证论治。外科方面，腹腔内感染、脓肿，像阑尾包块、阑尾脓肿、肠间脓肿、盆腔脓肿、膈下脓肿、肝脓肿等（可以称之为腹内痈、肝痈），现在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做出明确的诊断。邓老认为可以以“痈”的辨证作为这些疾病的核心辨证或者称为基础辨证，这是辨证的共性；但是它们的病因病机、兼证有所不同，因而证型有异，处方用药也会有所差异。

2、注重整体辩证，强调阴阳辩证，注意阴阳消长转化

邓老精于整体辩证，主张以阴阳辩证为纲。外科病症虽多以外在表现为主，但其发病原因多为机体内在阴阳失衡所致，故在临床辨证中，首先分清阴阳，才能抓住疾病的本质，做到执简驭繁。在阴阳辨证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局部和全身相结合：阴阳辨证虽然以局部症状为主，但不能孤立地以局部症状为依据，还要从整体出发，全面辨证，才能正确无误。（2）辨别真假：临床中有许多疾病属于阳证似阴，或阴证似阳，不能只从局部着眼，要深入分析，抓住疾病的实质，才能辨别真假。（3）消长与转化：疾病在发展变化过程中阴证和阳证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是由于阴阳与病位之深浅、邪毒之盛衰有关；或是疾病的自身转化，如本属阳证，若临床上给服大量苦寒泻火之剂、外敷清热消肿解毒之药（或者使用大量抗生素后），红热疼痛等急性症状消失，炎症局限，逐渐形成一个稍红微热隐痛的木硬肿块，消之不散，亦不作脓，这是阳证转为半阴半阳证的表现。

阴阳辨证的注意事项：辨阴证阳证是采用类比的方法将一些常见的症状加以归纳分析，概括地分为阴阳两类，而且大都是以疮疡为代表，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临床辨证的具体过程中，绝不能拘泥于一点，要进行综合分析。因为临床表现是复杂多样的，而且病情又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所以一个病在其演变过程中不可能自始至终表现为单纯的阴证或阳证，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或阴阳相兼，并且在病程中阴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此在辨别阴证阳证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外科疾病辨阴证、阳证，应全身辨证与局部辨证相结合， 不能仅以局部症状为依据，而应根据病人体质的强弱，气血的虚实，发病的缓急，病程的长短等全面了解，综合分析，从整体出发，才能辨证准确；就局部辨证而言，也应分析主次，掌握重点，方不致诊断失误。例如丹毒 ，皮肤红赤，灼热，疼痛较甚，属阳，但其肿势平塌应属阴，全面权衡，仍为阳证。再如瘰疬，初起局部皮肤不红，不热，微痛属阴，但肿而有块，范围局限应属阳，综合分析，阴多阳少，故仍为阴证。

邓老辨证时注意阴阳的消长转化。阴阳转化，既有疾病自身的转化，又有治疗后发生的转变。概括地讲，正气由衰转强时，证型要由阴转阳；邪气由盛转衰时，阴证亦可转为阳证；阳证由于正气衰弱亦可转为阴证。所以临床的关键，在于抓住正邪的盛衰，扭转阴阳的转化，使阴证转为阳证，防止阳证转为阴证。阴阳辨证的真正实用价值正在于从阴阳的转化中，提示疾病的本质和趋向，通过临床施治，最终取得阴阳平衡，使疾病痊愈。

在治疗上，倡内外兼治，扶正祛邪，按期分治。外科疾病的治疗方法，分内治和外治两大类。外治则根据就诊时的阴阳辩证，按疾病的不同时期而施药。内治之法遵从整体观念出发，同时结合外科疾病发展过程的特点，针对病邪与正气的强弱，在疾病的不同时期确立消、托、补的治疗原则。然后循此治则运用具体的治疗方法，如解毒、清热、和营等法。但用药时一定注意如下几点：一是中病即止，忌单用苦寒之品治之。因过寒则易伤阴败胃，并且过寒易“冰凝肌肤”，使气血流通受阻，其肿胀更不易消散，应尽量择用花草及甘寒之清热解毒之品，如双花、野菊花、芦根等；二是在清热同时勿忘同时加入活血理气通络之品，如丹参、当归、青皮、陈皮等，优点是一可缓解过寒之弊，二可清热同时使气机得通，瘀血易化，经络通畅，其肿胀也亦消矣，三有止痛之功；此外慎用解表或发汗之品，中医有“疮家不可发汗，汗之则痉”之说。临证不少疮疡病人，不同程度可见发热、恶寒之症，切不可一味解表为主治之，当以清热祛邪为本治之，热去邪除，其表证当自解也；阴证者当以扶正祛邪为主，切不可一味祛邪，因阴证者多发于年老或体弱之人，其证也多伴有虚寒之候，故治疗时当以扶正为主，兼以祛邪，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患者的抗病力，其邪才可易解。否则若以祛邪为主，其正更虚，其邪更不易去。故治疗时当首辨其何虚而补之，在此基础上再辨其邪为何，分而别之用药。

3、注重脏腑辨证，强调顾护脾胃，并贯穿外科治疗的始终

在治疗外科疾病过程中，邓老分外强调脾胃与外科疾病的关系。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凡学中医之士无人不晓脾胃之重要性。尤其在中医外科疾病中，属火毒者居多，故清热解毒法的运用比比皆是，但医者不能只知疗疮治疡，视脾胃而不见。要做到调治脾胃贯穿治疗始末，凡见食欲较差，或食不知味，或无饥饿感者，都坚持无论何治法均加入化痰健脾开胃消导之品，如苔腻者加陈皮、半夏、茯苓、莱菔子、焦四仙等化痰健脾之品；恶心者加竹茹、砂仁、旋复花降逆止呕之属；口臭食积者加莱菔子、鸡内金消导之药；腹胀者加大腹皮、厚朴、槟榔等理气散结之类；腹胀便溏者加白术、山药、茯苓、扁豆、黄芪等益气健脾之剂；便秘、腹胀，舌淡者加白术、火麻仁、肉苁蓉、当归等健脾补肾、益气养血润肠；肝郁克胃者加柴胡、枳壳、半夏、白芍疏肝和胃。总之，无论辨为何病何证，凡脾胃虚弱、胃气不降、脾胃湿热等证，均需加入健脾、消导、化痰、理气、化湿等药以促进脾胃恢复，绝不能单一清热解毒一味投之。在治疗外科疾病后期，如者溃疡期，脓泄后气血亦伤，需补之。但未必全以党参、黄芪、当归、熟地黄补之，疮疡溃后患者全身及局部气血必流通不畅，故不宜纯补之。一般溃后患者（因前期治疗）脾胃也受创，通过调理脾胃，增进患者食欲，补其后天之源，其实也是补也，还无补药之弊病，再辅以调和气血，使气血得以流通，其病才更加易愈。

4、注重辨病辨证结合，强调辨病准确，辨证合理，注重合理遣方用药

（1）辨病求实：邓老一贯认为：“无论中医、西医，也无论中药、西药，只要能医好患者之苦，皆为好方法好药。百姓看病也绝不会问你是中医、西医，唯问可否解决问题，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治愈疾病就唯其称道，唯其首选也”。

（2）审证求因：患者就医无效可能是多方面的，有医者所致，也有患者所致。其医者所致最常见原因是对该证（病）病因、病机把握不准。中医临证是通过四诊及其它方面所搜集到的资料找出致病因素，也通常是我们所说的辩证施治。面对无效病案，医者应仔细四诊，重新辩证常可取效之。值得注意的是此“因”多指该病的病因和致病的病机，与西医所说的病因、病理不是一个概念，勿对号入座。现不少中医医者一提到各种炎症就想到清热解毒；一遇到糖尿病就想到如何用中药降糖；一碰到血栓就想化瘀。除此之外尚有不少中医学者将中药中的各种成分去用于治疗各种病症等等。这些都不是中医的辩证施治，辩证求因。

（3）辩方求准：病症不效或少效者还常可见到：疾病辩证准确，但择方不准确，也常会影响到治疗效果。

（4）辩药求精：临床上不效患者还可见一种情况，诊断无误、辩证正确、择方也准，但在具体药的择用、药量上不对或主药未选对而致不效。

邓老认为关于疗效的有无不外乎三种判定标准：①医者以患者的自觉症状改善为主；②以患者的体征和化验数据为主要判定标准；③以患者自觉症状联合体征和化验数据为判定标准。

（三）优化臁疮（下肢静脉淤血性溃疡）中西医结合治疗，微创化和外用中药有机结合

邓老带领团队在天津市率先应用腔镜下筋膜腔交通静脉离断术结合外用中药治疗臁疮腿（老烂腿），效果极佳。邓老强调加用中药外治，一定要提出遵循“去腐与生肌”的基本原则。邓老认为中医药疗法的作用和优点：中医药疗法围绕着慢性下肢静脉性溃疡的形成机制的全过程，结合祖国医学的辨证治，整体观念的原则及祛腐、煨脓生肌长皮的特点。最终达到：1、使溃疡周围静脉高压明显减轻。2、阻断静脉血液逆流，改善局部淤血状态。3、使沉积的纤维蛋白水解、吸收、并使tPA升高，清除局部纤维蛋白。4、恢复局部氧弥散，恢复皮肤供氧。

（四）肠结（肠梗阻）的中医辨证客观化，提出“辨病、辩证、辩体”的原则，提出了治疗肠梗阻的“整合疗法”治疗体系

邓老认为，肠结（肠梗阻）是外科急腹症之一，其发病率、病死率高，且分型复杂，属祖国医学中“关格”的范畴，不通为关，不入上逆为格，为六腑发病。既往以外科手术治疗为主，而邓老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以中医中药治疗肠梗阻取得了很大进展。邓老认为认为肠梗阻的诊断并不困难，只要有痛、吐、胀、闭四大临床症状即可确立。但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确诊梗阻的性质、部位、程度和病因。梗阻性质：即梗阻是单纯性还是绞窄性，单纯性机械性肠梗阻不伴血运障碍， 纹窄性肠梗阻伴肠管血运障碍， 此为肠梗阻病人需要鉴别的第一要务。另根据梗阻的部位、程度和病因采取相应的治疗手段。

（五）治疗乳癖注重“治未病”理论，强调肝郁、脾虚和或肾虚为发病之本，采用中医药综合调制

邓老认为乳癖（乳腺增生病）与肝脾肾三经与乳房关系最密切，其次是冲任两脉。而发病关键是，肝郁、脾虚和或肾虚为发病之本，气滞、痰凝、血癖为发病之标。由于情志不遂，忧郁不解，久郁于肝，或受到精神刺激，急躁恼怒，可导致肝气郁结，气机阻滞，蕴结于乳房胃络，不通则痛而引起乳房疼痛；肝气郁久化热，热灼津液为痰，气滞痰凝血癖即可形成乳房肿块。或先天不足，肾气亏虚，则冲任失养而致乳房疼痛，气血失和，郁结乳房而结块“肾阳亏虚不能驱散阴寒痰湿之邪，经脉阻塞而致乳房结块、疼痛。另由于肝郁太过，克制脾土，导致脾土虚弱，脾运化水湿功能失常，而痰浊内生。故可见乳癖（乳腺增生病）的发病之本在于肝郁、脾虚、肾虚，而气滞、痰凝、血瘀为其发病之标。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自我健康保健的意识也日趋提升，疾病的预防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医学关注的对象也将逐渐向健康人群扩展。“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论符合当前关注亚健康的社会呼声，而乳腺增生病属于中医学“乳癖“范畴，多由情志内伤，郁怒伤肝，忧思伤脾，使气血郁阻乳络而致。西医学认为本病与卵巢功能失调，黄体分泌减少，雌激素分泌相对增高。邓老认为从“治未病“理论对乳腺增生病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包括：未病先防，病后防变，病愈防复的科学内涵。

1、未病先防：邓老认为乳腺增生病与心理应激有密切的相关性。邓老认为机体激素的分泌调节受大脑，下丘脑与垂体等器官功能活动的影响内，而激素分泌的正常与否能直接影响心理状态与行为。精神情绪亦会影响内分泌系统，心理应激是机体通过认识，评价而察觉到应激原）的威胁时引起的心理，生理机能改变的过程。中医脏象及七情学说很早就认识到不良的环境或精神刺激与躯体疾病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乳腺增生病明显具有心身疾病的特点，患者多有紧张，不安及易发怒等个性特征即乳腺增生病的发生与家庭负性生活事件引起的心理应激关系非常密切。古人云：“妇人之病，多起于郁。“诸郁不离乎肝。同时，中医学认为气与血息息相关，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血行不畅则乳腺随之发生改变，从而形成乳腺增生病采用中医疗法进行情志调治，未病先防，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利于本病的临床防治。

2、既病防变：对于乳腺增生病与乳腺癌之间有无关系，有何种关系，以及关系的密切程度，一直存在着争议就大多数的研究结果来看，患有乳腺增生病的妇女。以后发生乳腺癌的危险性较正常人群要大，特别是有乳腺癌家族史则更是大大增加了这种危险性。因此，可以说乳腺增生病与乳腺癌之间存在着确切的联系关于乳腺非典型增生（癌前病变）。早在明，清时期就有不少医家提出乳癖在“结核多年“，“忧怒抑郁。朝夕累积，脾气消阻，肝气横逆，气血亏损“，“失于将理，冲任不和“，“脏腑乖戾之气“等因素下易使乳癖恶变为“乳岩“。其中，论述最广的是病久肝脾气血亏损，阴虚生火，火灼阴极，阴极阳衰，血无阳不散，虚阳与血相积，血渗于心经渐成乳岩之说。并且明示了乳岩逆转的可能性：“潜思乳岩必由脏腑乖戾之气所生……能化其气，异疾可消。“邓老认为，要“……如此症知觉若早……患者再加清心静养，无里无碍，服药调理只可苟延岁月。“邓老强调病后防变是降低乳腺癌的发病率关键，另外还在于情志凋达，保持乐观豁达的精神状态。

3、病愈防复：邓老认为，中医讲究整体观，把人看成有机整体，各脏腑之间相生相克，气血津液相互转化，环环相扣。邓老认为，“治未病“的思想便是“整体观念“的集中体现。对乳腺增生病人来说，病愈后虽然已没有相应的症状体征，但是，根据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要辨别体质，分析劳损，总可以找出蛛丝马迹，为防病提供依据根据乳腺增生病患者的临床症状。结合四诊所见，确定证型，以内治法为主要治疗手段，配以外治疗法综合治疗。可以提高治愈率，减少复发率再加之调理情感，保护内环境的平衡，阴阳调和，精神内守，有利于减少乳腺增生病的复发和转变。

邓老认为，中医向来注重“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的论述，开创了中医对这一领域的独特认识和精辟见解。有针对性地避免疾病危险因索，预防疾病的发生。从而达到中医治未病中“治其未发”的目的。邓老在乳癖的防治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祖国医学“未病先防”的学术思想，对乳癖、乳岩三级预防中关于病因与发病的一级预防起到了补充和具体化的重要作用，作为新的服务理念和模式，构建中医特色的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具有较大的意义。

邓老在乳癖的治疗时，创立了辨证施治基础上，并配合“子午流注”、“生理周期”治疗乳腺增生性疾病的治疗体系。结合中药外敷、针灸、火罐等传统疗法，从女性内分泌角度进行局部症状及整体激素水平的调节，综合调整神经及内分泌系统，达到治愈乳腺增生、阻断癌变的效果。同时，运用经络按摩、点穴等手法治疗乳腺发育不良，乳腺萎缩、松弛、下垂等病症。

（六）创新性的提出肛门瘘形成机制的新观点，倡导“主管道”学说，继承发扬挂线法处理“主管道”治疗复杂瘘

1、在肛瘘发病机制的研究中，提出肛门括约肌在肛瘘发病机制中有重要作用这一观点。观察发现肛瘘主要的病变位于瘘管穿经肛门括约肌肌间或肌内部分以及直肠黏膜下部分，没有发现不穿经肛门括约肌的瘘管。

2、提出主管道的明确定义。主管道是指与内口相通连、穿经肛门括约肌的那段瘘管，它可以是一条，也可能是多条。

3、创“近端瘘管切开术”治疗复杂瘘。所谓“近端瘘管切开术”就是将前述的肛瘘主管道完全切开。因此，在手术过程中必须仔细地探明穿经肛括约肌的主管道的走行、数目以及准确的内口位置，这是手术成功的关键。

4、借鉴了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围绕着肛门瘘发病机制的全过程，结合中医学理论，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规范手术疗法。且具有方法简单、不必将过多精力放在旷置瘘管的处置上，疗程短，疗效满意，易于操作和推广的特点。

（七）治青壮年便秘注重预防为主，善用通降和解，反对通腑泄想热以滥用攻伐

临床便秘多由大肠积热，或气滞，或寒凝，或阴阳气血亏虚，致大肠传导功能失常而成。便秘的形成，主要在于大肠传导失职而成。而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热肺燥移于大肠，导致传导失职而成便秘；脾主运化，脾虚运化失常，糟粕内停，亦可以成便秘；肾主五液、司二便，肾精亏耗则肠道干涩，肾阳不足，命门火衰，则阴寒凝结，传导失常，亦可形成便秘。可见便秘虽属大肠传导失职，但与肺、脾、 肾诸脏腑之功能亦密切相关。故治疗原则上，便秘宜通便为主，但通便之法不能都用硝黄之类攻下，应针对不同证型，辨证论治。必须辨清症候，审察病因，根据寒热虚实而治之。便秘日久，肠道气机阻滞，可有腹胀痛、脘闷嗳气、食欲减退，甚则腹痛呕吐。浊阴不降，清阳不升，往往引起头晕、头胀痛、烦躁、失眠、 易怒等。大便干燥，更可引发痔疮、肛裂以致便血，故肛肠病多见斯证。排便努责，甚则可致疝气，更甚可出现虚脱等危证。故本病治疗当贵在预防为主。治疗：应辨明脏腑寒热虚实， 灵活采用通腑之法。肠腑以通为用，以降为顺，降则和，不降则阻塞不通，反升则逆。通降是胃肠道的生理特点，可根据便秘的寒热虚实，脏腑的病位所在，采用不同的通腑之法。临证治疗应灵活，勿妄投攻下。治疗便秘方法之多，数不胜数，但患者及医家为图一时之快，常常选用大黄、番泻叶、芦荟、蓖麻油等刺激性较大的泻药，不求根本。殊不知此类药物具有双重性，既有泻下作用，亦可引起继发性便秘，且妄投攻下，日久易耗伤正气。治疗青壮年各类便秘患者，每收良效，供同道验证。本证的预防之法，首要在于消除病因。饮食上避免过食煎炸、辛辣、厚味，不可过食寒凉生冷，宜多进食粗粮、蔬菜、水果，多饮水，生活起居避免久坐少动，宜多体力活动，以流通气血。定时登厕，避免过度七情刺激，保持精神舒畅。

（八）治老年便秘注重“增水行舟”，善用“润法”，反对滥用“承气”类的攻伐

邓老认为，祖国医学对老年便秘的治疗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其中，润法是重要方法之一。老年便秘的病因、病机有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治法的特殊性。

邓老治老年便秘注重“增水行舟”，善用“润法”，反对滥用承气等的攻伐。润法治疗便秘是中医治疗大法之一，润法又有清润、温润、辛润、增润之不同。邓老临证具体应用可以概括为清热润下（清润法）、温阳润下（温润法）、辛散润下（辛润法）、增液润下（增润法）四法。代表方剂分别为麻子仁丸、济川煎、辛润汤、增液汤。通过临床辨证使用观察，明确了不同润法之间疗效的异同，并丰富了中医润法治疗老年便秘的科学理论，为临床辨证治疗提供可靠很好的借鉴。“麻子仁丸”源于医圣张仲景所著之《伤寒杂病论》，是一首治疗胃肠燥热，脾约便秘的著名方剂。《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篇》云：“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硬，其脾为约，麻子仁丸主之”。《金匾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也记载：“跌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麻子仁丸主之”。本方采用润肠药与清热泻下药配伍，具有润肠泄热，行气通便功效，治疗由于胃肠燥热，津液不足，而表现出大便干结，小便频数等症状。临床广泛应用于各种原因所致的胃肠燥热型的便秘，有良好的临床疗效。“济川煎”出自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所著之《景岳全书》。是治疗肾阳虚衰，精津不足便秘之代表方。原书云：“凡涉虚损而大便秘结不通，则硝黄攻击等剂必不可用。若势有不得不通者，宜此主之，此用通于补之剂也”，本方以肉获蓉、当归、牛膝温肾益精，养血润肠为主，在温润治本的前提下，顾及肾虚气化失职，水液代谢失常，以致浊阴不降，故以泽泻入肾泄浊，积壳降气宽肠，使浊降腑通而大便得下，以增其润下之功；又浊阴不降，因于清阳不升，故少佐升麻升清以降浊。全方以温肾益精，养血润肠为主，与升清降浊相合，具有欲降先升，寓通于补之配伍特点。文献报道其广泛应用于各种原因所致的肾阳虚衰之便秘。“辛润法”最早见于《素问·脏气法时论》，“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燥”是指干燥的表现，是一种病理结果是继发于腠理闭合、津液运行不畅的病理表现。辛本无润之功效，而是通过“辛走气”，“辛散” 的作用，使津液在气的推动下，得以正常的输布、排泄，从而达到了“燥者润之”的目的。辛润法治疗便秘的代表方剂是辛润汤，出自清代沈金鳌的《杂病源流犀烛》。方中应用升麻、红花、槟榔、归身四味辛味药，使人体闭合之腠理开泄，寒邪得散，阳气得通，气机通畅，津液得以正常输布排泄，机体得润，从而治疗大肠风秘燥结之证。“增液润下法”即增水行舟法。出自清代医家吴鞠通《温病条辨》中焦篇之阳明温病，其代表方剂为增液汤。“阳明温病，无上焦证，数日不大便，当下之，若其人阴素虚，不可行承气者，增液汤主之”。是指以滋阴生津药物，滑润肠道，使热结液枯的粪便得以自下，犹如水涨则船自行，适用于津液不足的大便秘结证。

邓老治疗各种急腹症突出中医药特色，独创“整合疗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肛瘘发病机理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肛瘘“主管道学说”并开展“近端瘘管切开挂线术”治疗复杂性肛瘘。独创传统中药配合“子午流注”、“生理周期”治疗乳腺增生性疾病。

另外，主持的课题有：

1、近端瘘管切开术治疗复杂性肛瘘的研究，科研成果1项。

2、国家自然基金课题：以金黄膏药对配伍规律探究外用中药透皮给药系统的物质基础。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生肌象皮膏中象皮的作用及代用品的研究。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化腐再生法对糖尿病足肌腱坏死疗效的机理研究。

5、天津市教委课题：金黄膏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生成、加速创面愈合的研究。

6、天津市卫生局课题：金黄膏的透皮系统的临床及实验研究。

7、天津市卫生局课题：针、药复合麻醉下腹股沟无张力性疝修补的研究。

8、天津市卫生局课题：腔镜下交通支离断术（SEPS）治疗下肢静脉淤血性溃疡的临床研究。

9、国家青年自然基金基：于”肠-胰岛”轴研究”通里攻下”法对急性胰腺炎胰岛β细胞功能影响。

《中医病症诊疗全书》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天津，1999

《西医外科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京，2003

《中医急诊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京，2009

《西医外科学习题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京，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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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鹤鸣→王红、关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