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中医馆前传：从叶种德堂到胡庆余堂，当然还少不了方回春堂和张同泰堂

数百年来，杭州的国药号，开到胡庆余堂就算到顶了天，有人给我看一个杭州老字号的目录，我一看，里面居然没有叶种德堂。

我说，你们弄错了。

杭州的国药老字号，是先有叶种德堂，后有胡庆余堂。胡庆余堂的历史到明年正好130周年，但叶种德堂的历史已经快200年了。

去年，方回春堂重新开张，我特地跑去看了一下，一进门就发现不对，门口店名直接写“方回春堂”。我说，错了错了，只能写“回春堂”。他们听了后马上改了过来。

胡庆余堂的店名，上面只写“庆余堂”，因为胡雪岩(1823-1885)是老板，所以叫胡庆余堂；“种德堂”原来的老板叫叶谱山，所以叫叶种德堂；而“回春堂”的创始人是方清怡，所以叫方回春堂。

按时间排，方回春堂创建于1649年，张同泰创建于1805年，种德堂创设于1808年，胡庆余堂最迟，1874年筹备，1878年才正式开门迎客。这些国药号越开到后来规模越大，等到有了胡庆余堂，杭州就再也没有谁搞过国药号了，文章也就做到顶了。

胡雪岩开胡庆余堂，传说是被叶种德堂气出来的。但传说只是传说，他开胡庆余堂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好事。

因为我爷爷是胡庆余堂的药工，小时候经常听他们讲起，胡雪岩开药店是被叶种德堂气出来的。说是有一次胡雪岩的小老婆生病，他派佣人去叶种德堂抓药，拿回来一看，有几味药已发霉变质了，胡雪岩就派人去调换，谁知药没换到，反被叶种德堂伙计抢白了一句：“我们店里只有这种药，要好药，你们胡先生最好自己去开一家。”话传到胡雪岩耳朵里，他“嘭”地一拍桌子：“怎么能够拿人命当儿戏，难道我胡雪岩开不起药店啊？”

我老是想这个问题，事情可能也不是一点影子也没有，但胡雪岩这样的人物是很有理智的，心胸不会这样狭窄。

我做学徒的时候，听老师傅们说，胡雪岩开药店跟他娘有关。

胡雪岩爹死得早，娘健在，所以对娘百依百顺。你现在去看他的故居，娘住的房子位置最好，陈设也最气派。当年胡雪岩只要在杭州，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娘请安，晚上更要抽出时间陪娘聊聊天，拉拉家常，早请示晚汇报。

有一次，老夫人对胡雪岩说：“儿子啊，你钱赚得太多了，做点好事，开个药店吧。”

胡雪岩回答说：“好！”

当时的胡雪岩，拥有土地一万亩、白银3000万两，是国内首富。因为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级别相当于有红珊瑚顶戴的二品文官，同时皇帝还赏给他一件“黄马褂”，特赐在紫禁城骑马。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的人，历史上却只有胡雪岩一个，所以成为全国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

1878年，在一片锣鼓声中，江南最豪华的国药号胡庆余堂紧挨着叶种德堂开张了。在接下来的100多年里，胡庆余堂、叶种德堂、张同泰、万承志、泰山堂、方回春堂这杭城药业6大家，开始了真刀真枪地搏杀，那种竞争场面，现在说起来，也还是很好听的。

100年前，6大国药号都以西湖里的水煎方熬药为荣，那时的西湖水啊，是碧绿碧绿的

叶种德堂开业之初，营业面积在整个杭州商铺中排老大，由于资金实力雄厚，进货成本低，质量又比同行好，开业3年，就闻名浙江、江西、安徽、福建。

雄鹿是配制大补全鹿丸和鹿角胶等高档补品的主要原料，当年叶种德堂饲养的鹿常年在200只以上。每逢到了宰鹿的时候，提前一天披红结彩，挂牌通告，第二天敲锣打鼓，将鹿从后门抬出，沿着大街游行，吸引市民前来看热闹，然后从前门抬回店内，当场用绳索将鹿缢死，剥皮取料。

对于煎制各种成胶，特别是驴皮胶，煎胶的用水，都取自西湖。当时店内放着七石大缸数十只，将西湖水倒入缸内，再用食糖和明矾沉淀后，取水煎膏。制成的煎膏，3年以后再拿出来卖，提前一天都不行。

叶种德堂这样做，张同泰自然不甘示弱。你杀几只鹿就这样大事张扬，我在杀鹿前就张灯结彩，大做广告，第二天照样抬着雄鹿绕街一圈，当场缢杀，当场与当归、玉桂、补骨脂等原料放在一起煎熬。

张同泰离开西湖比叶种德堂远，但张同泰有的是办法。到煎驴皮胶的时候，雇来郊区身强力壮的农民十数人挑西湖水，每副担桶外面，用珠红漆写上“张同泰”3个大字，桶内浮木牌一块，上书“胶水”两字，从湖滨码头汲水，一路挑一路吆喝劳动号子，喧闹过市，那个广告效果一点也不比种德堂差。

再来看胡庆余堂。开业之前，胡雪岩请了省内外著名医生收集古方，选出配制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多个，制成成药。当年400多只成药齐刷刷地往那柜台上一摆，那种架势就压倒竞争对手了。

胡庆余堂把厂房设在杭州南山路涌金门，这样可以方便地利用西湖水煎膏，而药号开在大井巷，130年前，那里就相当于现在的武林门商业圈，那里是香客们进香的必经之路。

当年的吴山，杭州人称“佛山”。山上庙宇众多，上山进香的香客终年不断。胡庆余堂开张不久的一天，从吴山上下来一批香客，说的都是湖州一带口音，衣衫简朴，都是普通农家，其中一人因发瘫昏倒，被众人抬进胡庆余堂店中。胡雪岩在内堂听说此事，便赶到店堂，不仅急忙叫人抢救，还给每人都送上一包痧药。香客们就说，湖州一带本来是很富的，近年因战乱，瘟疫大起。胡雪岩听后不住叹息。香客们临走时，胡雪岩送了他们一瓶辟瘟丹和大包的痧药，托他们将药送给没钱买药的病人。香客们走后，胡雪岩当即决定，派伙计到水陆码头等交通要道向百姓免费赠送痧药，时间是3年。

“戒欺”是胡庆余堂有名的堂规，那种严格我是深有体会的。比方说制作“龙虎化毒丸”，这是一剂主治癫狂症的良药，因为里面

有砒霜，制作的时候讲究更多：砒霜必须要白布包起来，放入豆腐中下锅长煮，一直煮到豆腐把砒霜的毒性全部吸出，慢慢变成黑色为止。再把砒霜与其他药粉摊在竹匾上，老师傅手拿木棍在上面写字，要将繁体字“龙虎”二字正写、倒写各写999遍，才能过关。

良性竞争使每一家老字号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朱养心的膏药，方回春堂的少儿回春丸，张同泰的道地药材，叶种德堂的各种成胶，都名不虚传。而胡庆余堂凭着整体实力，闻名全国，成为与北京同仁堂齐名的“江南药王”。

战乱、货币贬值、“文革”，老字号历尽劫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腐朽的封建统治已经走到终点，社会动乱，老字号发展十分缓慢，但苦日子总还能够过去。到了日本鬼子打进中国，老字号便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抗日战争打得最紧张的时候，杭州城里的老百姓都躲到乡下去了，杭州几乎成了一座空城，药店哪里还会有生意可做？叶种德堂解散员工，留下两个人看门；张同泰更加彻底，整整关门两年。

上海保卫战，日本鬼子从杭州经过，一路烧杀，看到叶种德堂养的200多只鹿只只身强体壮，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打死。

叶种德堂就是这一次真正伤了元气。

抗战胜利后，几家老字号总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谁知道毁灭性的灾难还在后头。

1948年，金圆券泛滥，市民看见什么买什么。最严重的时候，每天早上一开门，顾客抢一样地买药，叶种德堂、方回春堂、张同泰里面所有成药几乎抢购一空。胡庆余堂不仅顾客来抢购，同行也来抢购，连大门口的石头栏杆都被挤掉，平时不大卖得动的驴皮胶，一天工夫居然卖出了数千斤。

收进来的是跟废纸差不多的金圆券，而卖出去的却是货真价实的道地药材。面对空空荡荡的药店，这日子还怎么过得下去？

抗日战争期间，按理来说这一关过不去，但相反胡庆余堂还得到了发展。由于战火，货币贬值，胡庆余堂趁机将欠人家的80多万元债还清，大大减轻了债务负担。同时，因为战时交通运输困难，河南的驴皮运不过来，导致南方阿胶价格大涨，而河南那边由于原料运不出来，供应价格大跌。胡庆余堂一不做二不休，1942年，干脆派出20多名员工，冒着生命危险，直接到河南周家口设立胶厂，3年多时间里制胶3万多公斤，获利100万元以上。

直到解放前夕，胡庆余堂虽然数次面临亏损边缘，但总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其中还有一个内部原因，就是胡庆余堂不是一个家族制企业，不管老板换成谁，聘用的经理从来不敢坏“戒欺”规矩，生意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但像叶种德堂、张同泰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两家老字号都是老子传儿子，儿子传孙子。碰巧后代有出息，发展就快；后代如果没有出息，麻烦就大了。叶谱山的第四代孙叶鸿年，好度虚荣，平时挥霍无度，短短几年，就花去店里10多万钞票，衰败接踵而至。

真是穷不过三代，富也不过三代啊！

所以说，杭州解放时，国药老字号都已经奄奄一息了。

1956年，所有老字号全部公私合营，1958年，叶种德堂、方回春堂并入胡庆余堂。以前的冤家，最终成了一家人。

由于胡庆余堂的强势，叶种德堂、方回春堂开始慢慢退出市场。到了“文革”，叶种德堂、朱养心数百年积累下来的宝贵家传文选、实物史料全部被烧，招牌、遗迹当作“四旧”也统统被砸烂；张同泰铺面雕花，扁额碑刻，同样全被砸毁，连店名也改成了“春光药店”。

从此，叶种德堂、方回春堂等老字号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胡庆余堂为什么总能够逢凶化吉130年来，胡庆余堂与所有老字号一样，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风雨。

1883年11月，也就是胡庆余堂正式营业的第6年，胡雪岩遍及全国的银行全部倒闭，老百姓的钱自然没得还了，但皇亲国戚的存款是逃不掉的。由于光绪皇帝的叔父文煜在胡雪岩这里存了56万两银子，结果文煜就跟强盗一样，不仅从胡雪岩手里掳走了价值数百万两银子的胡庆余堂，还把胡雪岩在杭州元宝街的整座花园住宅一锅端。

按理说，胡雪岩欠了储户那么多钱，你胡庆余堂哪里还能照常营业？但文煜马上叫杭州知府在胡庆余堂门前张贴告示，禁止任何储户到胡庆余堂讨债。正因为这样，就是在胡雪岩最危难的时候，胡庆余堂生意照做。

这是胡庆余堂第一次换老板。

但文煜控制胡庆余堂的日子也没有多长。8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浙江省军政府按规定没收满族官僚财产，文煜的全部财产被统统没收，胡庆余堂呢，登在报纸上公开拍卖。

投标胡庆余堂的人自然很多，最后做过鸦片生意的施凤翔等人成了老板。

遗憾的是，施凤翔在老板位置上坐都没坐热，袁世凯便称帝了，宣布“凡属满人财产，应予发还。”文煜与袁世凯关系好，于是向袁世凯告状，要求归还胡庆余堂。袁世凯当即批准。面对袁世凯的批文，施凤翔等人理都不理。拍卖是浙江省军政府出面的，省政府做事情怎么可以不算数？再说了，交给省政府的钱也已经被用掉了。

文煜气不过，官司一直打了3年多，最后以施凤翔他们再拿出10万元钱才算了结。

1921年，施凤翔在上海做黄金投机生意失败，走投无路，只得把能下金蛋的胡庆余堂股权出让，胡庆余堂于是有了第3任老板。

“文革”期间，叶种德堂砸了，张同泰砸了，红卫兵藤条帽儿戴戴，铁棍儿拿拿，要来砸胡庆余堂。那时我刚好做胡庆余堂保卫科科长，于是组织职工白天晚上看守。虽然后来因为这个原因被批斗，说我是保护胡庆余堂的“黑手”，但胡庆余堂最终以它完好无损的面貌，成为国内目前晚清工商业古建筑中保留最为完整的一座，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1972年到1996年，胡庆余堂更换过8任厂长，像走马灯一样，平均3年换一任。1996年11月，亏损达750万元的胡庆余堂并入中国青春宝集团，当时，国内媒体都说是“儿子”吃了“老子”。因为现在的中国青春宝集团，1972年之前是胡庆余堂的一个制膏车间，是胡庆余堂名副其实的“儿子”。

兴亡谁能定盛衰岂无凭！

去年，响应杭州市政府号召，我们花了1000多万元钱，重新恢复了叶种德堂当年的风采，并请了一批著名中医坐堂；方回春堂也在老地方重新开张营业；而从胡庆余堂起步的中国青春宝集团，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每天向杭州市政府上交近100万元税收的目前国内最大的现代化中药企业。

“兴亡谁能定，盛衰岂无凭？一页风云散，变幻了时空。”这是毛阿敏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唱的。杭州的国药老字号，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后，为什么一旦有了春风雨露，今天又像青青小草一样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凭的是什么？道理实际上很简单，那就是国药老字号对顾客的诚信，借用胡庆余堂堂规来说就是“戒欺”。而诚信作为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有着永恒的青春活力。